为上庸文明立此存照
——评《上庸民俗记忆》
弓 长

　　法国摄影大师卡蒂埃－布列松说“在摄影中最微小的东西也能成为伟大的题材。
　　阅读了邵义龙先生的摄影集《上庸民俗记忆》，让我相信大师此言不虚。而今，摄影圈内人不再以一张照片是否获奖判断一个摄影师的成败，而更为看重摄影师有没有发掘题材的能力，也就是看一个摄影师的某个系列的照片是否有分量、有深度、有影响力和专业素质。如此以来，摄影不再是靠“撞大运”就可以搞的“艺术”， 不是“我在（现场）故我在”，而是“我思故我在”， 摄影已经成为一种有厚度、有扩展性、有科学规律可循的综合体。
　　也许是曾经共事多年的缘故，我早已料到邵义龙先生一定会有这样一本佳作问世，但我依然惊奇于他能把摄影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集中力量专注于一个主题进行深度挖掘，化俗世的平常物景为书面的神奇影像。
　　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师不再是些摄影技术人员，而更重要的是有一定深度的思想者。从技术层面而言，邵义龙先生对光与影的把握和运用已经十分娴熟，因此早在几年前，我看到他研读中国民俗研究的权威机构北京师范大学系列教材，便料到他是为了厚积薄发而自觉进行理论上的准备。
　　正是因为有了技术与人文两方面的精心准备，《上庸民俗记忆》不仅对上庸民俗进行了直观的图像记录，还用洗练的文字介绍了她的特点与历史文化内涵，具有相当的文献价值。这些从民生、从民俗的角度采撷的民间风景具有一种温和而扎实的力量，开卷览阅，不由你不惊叹和佩服摄影者的毅力、图像的沉着、文字的细腻。
　　摄影里，有一种技术叫双重曝光。摄影人之所以成为摄影师，就在于他能用自己的两只眼睛对俗世的平常物景进行技术与艺术的“双重曝光”，借助取材、构图和光影运用叠加和放大影像的价值，使其超越图像本身具有多重价值，从而把自己与越来越多手拿相机的人区别开来。
　　以我肤浅的解读，《上庸民俗记忆》具有三种价值，一是社会价值。作为纪实摄影， 她记录和保存了历史，其中不乏已经消逝或行将消逝的民俗，幸亏有他为上庸民俗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此存照”。二是人文价值。应该说，现实中的民俗事象，并非从任何角度、任何瞬间拍摄都能表达出它所固有的本质意义。而因为邵义龙对事象的熟晓，他往往用一幅或几幅照片就准确地反映一项民俗活动的真实本质，仿佛带你超越时空进入历史。三是学术价值，作为一组照片，《上庸民俗记忆》对生产、生活习俗，民间工艺和文化节庆活动，民居建筑，任务服饰、饮食文化等民俗事象的反映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和充分性，因而具有学术价值，可以说算得上是一部文献。
　　大凡玩相机时间久的人，从起初的见了什么都想拍，到有时拍有时不想拍，后来不是因为工作需要简直不想拍，说明“拍什么？怎么拍？拍成什么？”始终是一个困惑摄影人的问题。 
　　邵义龙却似乎没有这样的困惑，他在丰富的生活中找到了适合自己拍摄的题材，《上庸民俗记忆》是他心灵的映照，给摄影发烧友指出了一条明路，提供了一种范式。这就是：
　　一、就近取材。美国当代文学评论家及著名作家苏珊·桑塔格说：“认识世界是从拒绝它的表象开始的”。但拒绝事物的表象肯定是从熟悉这个表象开始的。你对一个事物、一个现象越熟悉，你就越有可能深刻认识它。拍名山大川是需要大把烧钱的，而深入秘境找寻独门题材光有银子可烧还不行。邵义龙将大家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身边事象记录下来，通过剪裁、编排，配以解说文字，最后化平凡为神奇。
　　二、差异化思维挑选题材。每一个人的经历、知识积累、思维方式、驾驭图像的能力等都存在着差异，因人而异选择题材，是成功的捷径。邵义龙出身乡野，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酷爱摄影，他对民俗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知识储备，用相机记录民俗，自然有很多优势。
　　怎么拍？在这一方面，邵义龙的经验是在一个主题下不遗余力地采集图像，也就是找准切入点并提炼主题，所谓切入点一定要小，对主题在横向上不断开拓，集少成多，以规模和全面取胜。而在摄影技法的运用上，邵义龙糅合了再现和表现。《上庸民俗记忆》中的图像视角大多是平行的、正面的、镜头选择通常是不变形的、平实的，也有一些表现性强的照片，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比方说，一些孩子们游戏的图片用了慢速，既有运动感，更让人有时光恍惚昨日重现的感觉。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说，“摄影是种追魂的艺术”。它见证的是时光无情的流逝。它又使我们深藏一份与过去的联系。平凡生活的琐碎却无时不给我们以亲切，给予我们心灵的慰籍，这在生活越来越物质化、节奏越来越快而心灵越来越委顿的今天，邵义龙的拍摄另有了理由。
　　书籍历来都是智慧的象征。19世纪的美学家马拉美说，世上万物的存在是为了终结于书籍。《上庸民俗记忆》以书籍为载体行世，以图文凝结了上庸子民创造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