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走越远

　　庸，一个古老的方国，一段久远的文明。庸字之义，已有先辈前贤多方考证分析。笔者对庸字的分析，颇有鹦鹉学舌之嫌。之所以不揣冒昧，强作此文，只是表达对庸国文明的景仰和怀念。若稍稍有些新意，于愿足矣。 
　　张良皋教授考证说，庸字本身就大有可思。其下的“用”字是甬钟侧面图，其上为人棒杵状，“庸”字意为敲钟。一个以钟为国徽的国家，不仅是音乐大国，而且是冶铸大国。既是音乐大国，必然能歌善舞；既是冶铸大国，必然武力强大。能同时证明这两点的是武王伐纣时庸国的杰出表现。《尚书》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武王伐纣时，庸国率巴师八国相助，为武王建周立下大功。庸国凭借先进的冶铸技术，军事力量相当强大。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冲锋陷阵时，居然歌之舞之！简直匪夷所思！古代作战，“击鼓向前，鸣金收兵”，“金”即“钲”，一种中空的乐器，古人又曾将大鼓称为“庸鼓”（《竹山县志》记载“庸城山”时，也说“庸人昔居其上，置鼓”），这足以引人联想：发明甬钟的庸国人，也许正是以美妙的乐器号令部队，所向披靡，以至于让人发出“歌舞以凌殷人”的惊叹呢？ 
　　有歌舞，有乐器，自然便有诗歌。庸国确实是“风雅”之国。据传《诗经》的编撰者是房县人尹吉甫，而房县曾经是庸国属地。至今，与竹山柳林乡及神农架林区交界的房县九道乡民歌手还在传唱《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而广泛流传在秦巴山区的“夜闹鼓”（即汉民族史诗《黑暗传》）更是庸国“风雅”的活化石。张良皋教授认为，“四诗风雅颂”都与庸国有莫大关系，庸国是《诗经》之源头。庸国之“风雅”举世公认，以至于各方国无不倾心向学，附庸国之风雅，遂有附庸风雅之说，以至于产生了“庸”这样一种文学体裁。1939年版《辞源》释庸字时指明：庸乃“赋法之一种”。恕笔者学识浅薄，竟不知“庸”这种文学体裁究竟为何物。《华阳国志》中记载了巴地的四首歌谣，其一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而《诗经》的基本诗体也是四言体。笔者不禁怀疑“庸”这种体裁指的就是四言体诗赋。姑且存疑，特待高明博学之士指教。 
　　庸国“风雅”远播他国。请看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下里”意为“乡里”，现在应称为“乡下人”，“巴人”自然指的“巴域人”，庸国乃巴师域八国之首，又与楚国相邻，《巴人》很可能就是来自庸国的歌曲。一曲“下里巴人”，竟成楚国流行歌曲，可见庸国“风雅”影响之广。 
　　不止文学和音乐，庸国的风俗、人文影响同样深远。庸俗一词，现在指的平常和粗俗，其本意未尝不是专指庸国风俗。“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这些都是古代典籍对庸人习俗的记载，甚至庸国的美女也成了年轻人仰慕的对象。我们且看千古第一“淫诗”——出自《诗经》中《鄘风》里《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戈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平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这是一个青春期少男的白日梦，他边劳动边幻想着贵族的大姑娘约他见面，与他幽会，还情意绵绵地把他送到河边。姜、弋、庸，都是当时贵族姓，这穷小子不会傻到脚踩三只船，总想着大家闺秀吧？他幻想的应该是一个像姜家、戈家、庸家大姑娘那样漂亮动人的姑娘。莫笑他，钟情无罪啊。 
　　美女都成了文化，庸国真够“现代”的。不过这也充分表明，庸国卓而不群，各方附庸风雅，乃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