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故国神游”途中，陆续搜集到一些文献资料，其中明《湖广郧阳府志》开卷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郧阳府(郡名)南丰(唐名)。
　　《禹贡》豫雍之域，秦韩之交，古麋国地。春秋曰“锡穴”战国属韩楚，汉为锡县，属汉中郡。
　　在“土产”条中又举出“锡”(还有“沙金”)，使我们眼睛一亮。后来陆续知道，“锡穴”之名，包括郧县、郧西、竹山、竹溪，一直到安康。这里不但产锡，也产铜，各县都有铜矿，郧县五峰乡还有春秋古铜矿。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铜锡共生矿区。今大沿汉水都见到采砂金的机船，安康古名“金州”，有金矿，至今产山金。竹山产银，银洞沟银矿在湖北省名列前茅。铁矿无须逐一列举，各县都有。这一巨大矿区，可谓五金俱全。
　　这使笔者对庸国是“铸钟大国”的推理得到强大支持。笔者的推理根据主要是从古文字学上认山“庸”是钟形，而庸国铸钟之铜从何而来只能谦称“学竹未逮，委之高明”。万万不曾料到庸国境土就是“锡穴”，就是“锡冶”，此处为中华文化提供青铜铸出第一口钟，更待何处?以往在资料上也见到“锡穴”之名，但未引起注意，直到身入锡穴，耳闻众口相传，这才猛然惊悟：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认定金州锡穴是中国最古的金锡之源，能破解一系列历史疑团。我们但知最早开发“匡山(庐山)之铜”而拥有铜兵器的是蚩尤氏，因而推论鄂赣之交为中国最早进入铜石并用的地区。但令人踌躇不安的是：黄帝族如果不曾拥有同样乃至更先进的铜兵器，何以能战胜蚩尤?金州锡穴提供了答案：这里有青铜。以地缘之近，这里的青铜进入中原几乎肯定比匡庐之铜、吴越之铜或云南之铜更早。何况按照笔者看法，湖广盆地西岸之开发比东岸要早的多。黄帝所能拥有的铜器完全可能比蚩尤的铜兵器更先进，更完善，所以能操胜券。黄帝族战胜蚩尤之后，立即，与巴人通婚，他自己就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正妃，实就是与当时最先进的巴文化联姻：黄帝战胜蚩尤乃食巴人之赐。我们重读《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刑山下，”必然大有解悟：南阳盆地周围都是荆山，黄帝铸鼎处就在庸国边上，庸国的铸铜技术帮助黄帝打败蚩尤。
　　楚庄王八年，伐陆浑之戍，观兵于周郊，问周鼎轻重。周定王派王孙满对付楚庄王，支吾一番，庄王口出大言：“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鼎”(《史记•楚世家》)楚国拥有大量铜源，几乎到了垄断程度，乃至对中原实行“禁运””。铜源何在?自从黄石古铜矿考古发现之后，这个问题近乎完满解决。但在我们认出金州锡穴铜源之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又深入了一步。楚庄王三年兼并了庸国，他此时拥有的铜源就不止大冶一处，而是至少两处，几乎割断了中原全部铜源，更加强了楚国的武器装备。楚庄王十七年(597B．)楚国人大败晋师，武器和国力之占上风，当然是楚国战胜的主要原因。回顾楚国之所以兼并庸国，也未必不为了争夺制源而采取的战略措施。
　　《战国策》有苏秦对韩宣王的—段说辞：
　　天下之强弓劲弩， 皆自韩出(韩国的兵器工业发达)。子少府、时力距来(两种品牌的强弩)，皆射六百步之外(约800米，相当于现代机枪射程)。韩卒超足而射(以足开弓，后世称“蹶张”)，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墨阳、合伯、邓师、宛冯(都是剑戟等兵器产地)。龙渊、太阿(名剑)，皆陆断马牛，水击鹊雁，  当敌即斩坚。甲、盾、？(革履)鍪(头盔)，铁幕(“以铁为臂之衣”)、革抉(钩弦之具“射抉”)、？(音筏)芮(系盾的带子)，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持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据元吴师道注本)。
　　韩国地狭民寡，四面受敌，在“七雄”中似乎最弱，但也能够长期成在，最大优势在于武器装备精良，为七国之最。有人甚至说宛地(南阳)是七国时期的国际武器交易市场。可见南阳地区武器精良不虚。宛在战国属韩，但距“朝秦暮楚”的上庸很近。人们但知宛地在西汉有铁官，逆推到战国，可知宛地有铁。但战国时期青铜兵器仍然是主体，要问宛地青铜兵器的材料基地何在，显然是一道“刁题”。若知上庸盛产青铜原料，则宛地为战同时代的国际武器交易市场之谜就不难破解。
　　颇有一些史家主张青铜之出现代表文明之萌生。庸国就在金州锡穴，完全有可能在中国第一个拥有青铜，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早于五帝立国。这—结论当然有待地下青铜文物支持。承郧阳博物馆惠告，此地出土春秋文物有的属于古糜国，铭文有疆国、绞国：离县城西一百公里的五峰乡发现“唐”。从国名的文字看，唐与庸关系密切，唐器可以代表庸器。
　　庸国人如果要发明五行，用金来代表西方，完全有着落——后文还要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