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  畏

　　拈出这样一个命题，并无伦理学、文化学上什么理论背景，而主要基于现实生活的感受。近日百无聊赖，顺手抄起一本儿子小时侯读过的儿歌集，其文字简单可诵，正好作消遣之用。读了几页，忽然感到：原来儿歌里暗含的种种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用的虽是懵懂小儿之口吻，却足以让人受用一生！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表扬拾金不昧，也告诉人们不要贪图非份之财。再如“找哇找，找哇找，找到一个好朋友……”，说的是人际间的团结友善和对友谊的珍视。再如：东边来了一只羊，西边来了一只羊，一起走到小桥上，你也不肯让，我也不肯让， 扑通一声掉进河中央。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谦让的重要性。还有“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文文不在留一个。”说的是惦记和关心他人，也可引伸为对“不在场”的弱势群体之正当权益的维护。诸如此类，还可举出很多。
　　话说回来，从儿童文学欣赏的角度视之，本人对说教味太浓的儿歌并无好感，但在寓教于乐的儿歌里所“寓”的种种道德行为规范，不啻集中了人生在世应一辈子遵循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换句话说，就培养一个人基本的、起码的德性（也就是“公民道德基本规范”）来说，其实，我们这辈子只要遵照幼儿园老师所教导的去做就足够了，哪怕你后来得了博士学位，也并不意味着在人品上，就比没学位的人多出了什么值得夸耀的资本。这也是我所标举的“德性与学养无关”之命题的要义所在。
　　不妨看一些现实事例。２００１年３月，持有研究生文凭的柳更生报考湖北襄樊市“公选副县级领导干部”的考试，笔试成绩名列第一名。次月，谷城县人大通过决定，任命其为副县长。然而他在此职位上不足百日，就因涉嫌贪赃受贿，被检察院立案侦查，后琅铛入狱。想不到当初的“第一名”，如今变成了那批“公选”干部中的“第一个”落网。另如大连市硕士研究生戚女士，因想退掉在超市买的一瓶蜂蜜未成，为报复商家和泄私愤，便数次去这家超市用刀片割破待卖的服装３５件，价值２６００元。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点芝麻绿豆般大小的不顺心事，心态就偏执和阴暗如此，乃至不计后果地采取恶性报复的激烈手段，作为硕士，其德性与学养严重失衡，简直是畸形心态。再如医学界的教授、博导，为牟取暴利而大量制售冰毒；名牌大学的在校生在动物园伤熊；知名学府的教授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等。有关当事人的学养固然是我这种大老粗难以企及的，其德性却实在令我辈平民齿冷。不过，所谓“陆德明嫖娼”事件，我看倒与当事人的“德性”关系不大（作爱何罪？！）。倒是那批攻讦陆教授的伪道士们，作群情激昂状，其实不过是想弄几个稿费，以补自己昨晚“春资”之费。陆教授的问题是“傻气”，而非关德性。
　　再从文艺作品来看，如英国现代作家戴维·洛齐那本在大西洋两岸引起强烈反响的小说《小世界》，讲述了一个“学术界的传奇故事”，书中对所谓学者、教授之德性沦丧，道德败坏，极尽揭露、讽刺、针贬之能事。再以《围城》为例。钱钟书笔下形形色色的知识界、教育界人士，几乎无一人在道德品性上可令人敬佩。特别是他对李梅亭教授的讥嘲和挖苦，尖刻得无以复加。李梅亭几乎是在全书中被贬损得最厉害的人物。但有心的读者也许注意到，《围城》中虽对某些“知识人士”的不学无术、装腔作势和买假文凭等多有暴露和讥讽，但唯独对李梅亭在专业上的真才实学无半点疑义，而且在描写中有意表现李教授的腹笥充盈，学富五车。这正是钱氏聪明之所在。令读者从李梅亭身上，看出一个人在德性和学养之间，可形成什么样的巨大反差。这正如但丁所说：“学识和智慧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史生荣的写实主义长篇小说《所谓教授》，在教授美丽的画皮上撕开了一缺口，使人们窥到了崇高背后的下流、正经内里的龌龊。卖笑、拉皮条、坐官衙，开公司烙大饼、兜售狗皮膏药大力丸的教授大有人在。
　　也许有人要说，你这不是在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或者至少也是在主张“知识越多，道德越败坏”吗？误也！我立论的基本前提是“德性与学养无关”。即一个人有了充实而丰富的学养，并不意味其德性就伴随着学养俱进。反之，一个文化不高，谈不上有什么学养的普通人，也完全可能不乏高尚的德性的和美好的情操。如鲁迅笔下的“智识者”“我”，通过“一件小事”，在人力车夫面前，“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再如路遥小说《人生》中有文化的青年高加林，最后在没有学养而朴实真挚的巧珍面前所感到的道德愧疚。概言之，“德性与学养无关”的“无关”，主要是说两者无内在的必然联系。就德性的养成来说，当年在幼儿园里所受到的教导，倘如我们能在以后的漫漫人生中一直坚守之，扩大之、推广之、实践之，就足以保证我辈今生此世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再多的学问、再高的职称、再过硬的学位、再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等等，也并不能为主体之德性提供切实的担保。当然，现实生活中也确有不少“品学兼优”的学者或“德艺双馨”的专家，既令我们对其学养或技艺敬佩有加，也令我们对其道德品性和人格修养仰慕不已，但这只说明他们既学问做得好、专业过得硬，人品亦一流，而不能 因此证明学养和德性之间有什么互为因果的必然关系。人力资源开发的一段名言亦可为此作佐证：“智力比知识更重要，素质比智力更重要，觉悟比素质更重要。”可见“知识”和“觉悟”之间隔了好几层。
　　当年有关“人文精神”的谈论，其中的误区之一便是有论者以为有“学养”的“文人”，一定要有相应的什么道德担当。这就在有意无意中硬邦邦地在“学养”和“德性”之间强加了某种必然联系。王小波当年写过一篇《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的杂文，他说：“知识分子真正的职责在于对科学和文化有所贡献；而这种贡献不是仅从道德上可以评判的，甚至可以说，它和道德根本就不搭界。”其最后那句话，大致上也就是“德性与学养无关”的意思。培根也说：“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可视其财富出身，更不可视其学问的高下，而是要看他的真实品格。”换句话说，也就是其“真实品格”和其“学问的高下”常常不搭界！其实，据说培根本人的德性就很不怎么样，但没人怀疑其学养之丰厚和文采之沛然。
　　标举“德性与学养无关”一说，并不是就要全盘否定两者间有任何联系。在某些人那里，德性的支撑，可能为其汲取学养提供了某种精神支持。也有一些人，可能通过学养的增进而进一步健全了理性，从而改进德性。至于“德性与学养无关”之说的现实意义，我以为对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家长来说，这有助于他们注重学生（子女）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不忽视道德品质教育。如浙江省就提出“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建设文化大省的核心任务”。以德化文，以文育德，这才是“学养”和“德性”之间理想化的良性互动。切勿以为孩子这学期考了“双百分”，或读到硕士、博士，德性问题也就自然不成为问题了。另一方面的意义则是，对那些不乏学养的专家、教授来说，也要在治学历程中关注自身的德性状况，在拥有丰富学识的同时，也力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性。因为“做学问”和“做人”毕竟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