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喜鸟
流年似水,岁月如歌。命运的兰舟在时间的长河中随波逐流,厌看了彼岸花开花谢,高天上云卷云舒。再回首,远去了乡音的呼唤,扬帆起航的渡口,已消失在长天秋水之外。问询南飞的大雁,可曾捎来故乡的消息?希冀苍天赐予我神奇的力量,把时光逆流一十八年……
宝丰,我的故乡。她从洪荒走来,浴身千年烈火,化作广袤而贫瘠的秦巴山区一只金凤凰。她美丽而张扬,开放并包容,她以物华天宝感恩着造物主,以钟灵毓秀回馈着她的子民。我,有幸生于斯长于斯。
我出生的年代,历史的车轮已经湮没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大山。故乡的小镇,如经冬的花木,待到第一场春雨的洗礼,便以迫不及待的姿态绽放丝丝新绿,映入我那刚刚睁开看世界的眼。
故乡,四周丘陵环抱,中间一马平川。唯有西南的宝丰山,高耸入云,如同父辈挺起的脊梁,守卫着小镇那片繁华;镇中央,东流的白沙河与南下的东河汇成大河,恰似母亲的双臂,呵护着两岸村庄田野。
孩童的视野里,小镇上天天都是节日,从四里八乡蜂拥而入的人们,就像虔诚的信徒来圣地朝觐。宽阔平直的大街沟通着幽深古朴的老巷,色彩斑斓的商铺林立在嘈杂的露天市场,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满眼是涌动的蓝卡其、灰中山、绿军装。偶尔有时髦的年轻男女,烫着波浪头,穿着花格衬衣或喇叭裤,骑着锃亮的自行车,摁着清脆的铃铛招摇过市,招来极高的回头率。热闹的大街,马路两边是粗壮的白杨。树荫下,摆满水果摊,黄杏儿,青苹果,红樱桃,提篮叫卖的拐枣、桑葚,还有对孩子们充满了超强诱惑力的冰棍儿。道子口,是饭馆和小吃摊集中的地方。支起来的大油锅里,翻腾着金黄的油条、麻花、糖陀,笼屉里躺着热气腾腾的汽水包。到镇上赶集的乡民,总会在这里打尖歇息,临走再装个盆满钵满,满心欢喜地赶往回家的路。
故乡的清晨,太阳还没有从东坡梁子上升起,悠长的汽笛声唤醒了梦里的小镇,汽车站的早班车已经出发,把早起的人们送往远方的城市。朝霞铺满了半边天,一轮红日跳出了云海,把一片柔和洒向小镇的青瓦白墙。黄土坡上,砖瓦厂的大烟囱刺破苍穹,“人民公社万岁 ”的大字闪闪发光;粮管所宽大的山墙上,斑驳的巨幅工农兵画像,夸张的表情注视着太阳的方向。火红的浪潮虽已远去,只留下了我未曾经历的时代遗迹,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那样高大与壮观。电影院大楼里,响起高音喇叭,播放着最流行的影视歌曲。大喇叭的威力足以把激扬的旋律渗透到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河谷和山林。我们伴随着时代的歌声一天天长大。镇上的县二中,上课的钟声敲响了,松柏苍翠的校园里,一片朗朗的读书声吸引着幼年好奇我。邀上小伙伴们,骑在残破的校园围墙上,羡慕着那些高大的哥哥姐姐,看他们在教室里读书,在礼堂里唱歌,在大柳树下卿卿我我。我浪迹在二中的校园里,学会了我的第一首歌,“洁白的雪花飞满天,大雪覆盖我的校园,漫步走在小路上,脚步一串串……”
一九八四年,那个丹桂飘香的金秋,德高望重的太爷给我取好了学名。父亲送我一个黄帆布书包,母亲为我换上崭新的海军衫,用一张十元大团结,把我送进了下坝小学。那一年,我六岁,因为学龄不够,报名处的老师差一点把我拒之门外。后来一位中年女老师,她抚摸着我的瓦片儿头,看着我求知若渴的大眼晴,决意收下了我。我清晰记得,她留着齐耳短发,微胖稍矮,长得慈眉善目,她的微笑能融化冰雪。她的名字叫沈秀英——我的启蒙恩师。
上学的路程,充满了温暖和光明。冬天的凌晨,下弦月还高挂在宝丰山腰,冷冷的清辉洒在广阔的原野,大树和房屋的阴影下,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小伙伴们穿着臃肿的棉裤,把小脸藏在皮帽子下面,踏着明霜,一手提着小火盆,一手举着小火把,叽叽喳喳的喊叫,惊飞了树上老鸦。教室的门还没有打开,漆黑的校园里已经开始沸腾,嬉笑声中,红彤彤的小火盆到处飞转。第一节课开始了,读书声响了很久,太阳才慢慢爬上来,世界都亮了!孩子们相互看着对方沾满炭黑的脸,冻得通红的小手拨弄着怀里已经熄灭的火盆,哪怕是寻觅到一点点星星之火,我们总有办法让它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苗。
学校的日子过得飞快,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记得太爷说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翻烂了课本也没有找到,我大声朗读着“春天来到了山岗上”,“海南岛上,鲜花盛开,长江两岸,柳枝发芽,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飘舞”。
那是一个炎热的初夏,迎来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全镇五所小学文艺汇演,我被选进了表演组,年轻的张世超老师是我的彩排教练。我饰演一位古代的七品芝麻官,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缠蟒带,脚蹬长靴,脸上绘满厚厚的油彩。紧张的排练半个月,直到节日当天,我们的节目选作压轴大戏在全镇巡回演出。前面锣鼓开道,我“乘坐”在一台五彩轿子里面,两位同学扮演着轿夫,抬着“我和轿子”,伴着锣鼓点,一高一低的行走在大街之上,镇里文化馆的照相师傅抢在我的前面不停拍照。围观的人群如潮,我没有怯场,沉着镇定的表演,赢得了山呼海啸的喝彩。多年后,重温那段金色的记忆,享受着昨日明星的感觉,感慨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