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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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出第一本散文集时,写过一篇不短的后记。
那时,我是很纯真的,甚至于是天真,说过不少关于爱好、理想、追求和写作甘苦之类的话。时隔五年之后,连我自己也不敢再去回顾这些话语了,更怕别人就此拿我是问。现在反省一下,我仍然认为,当时的那种纯真并没有掺水兑假,应是我内心的真实反映;现在不谈,也不是我变得不单纯或“复杂”了,而是环境让我无法再理直气壮地言说“纯真”了。
世界越来越奇妙。人心和世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让人感到惶惑和茫然。在这个生猛社会里,不说外人对我们这类码字的人如何评价或戏谑,就拿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来说,聚在一起也没人再有雅兴还谈什么康德、尼采、蒙田、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亚里士多德,前卫、先锋、超现代、后现代之类。我们不是名人,也不是什么学者、大作家或文学评论家,我们只是生存在夹缝中的一个个还在坚持“码字”的人,顶多算得上是一些还“坐得住”的“家伙”而已。
如果我不识相,到如今还在哪怕是朋友圈内谈论这些鸟话,别人不说我是疯子,便会说我是傻逼。所以在这里,我知趣地不再旧话重提了。
2002年我“光荣”地退休了。此前,听一些颇有经验的老干部介绍说,退休后首先会有一种失落感,心理和生理上也会有不适反应,解决的办法就是要主动地去找事做,要有点“寄托”,如果实在没事可做,哪怕你和那些老头们凑堆,打一块钱一把的麻将,或者追随老太婆们一起,穿上花衣服在公园或什么地方扭秧歌也比呆在家里好。
我不是高官,也不是要员,平头百姓一个,不仅没有一点失落的感觉,反而觉得从此以后不再天天开会、听报告,不再年年述职、填履历表、写学习心得,就高兴得心花怒放,就可以彻底地做一回“自我”了。这的确是一件让人感到自由、惬癔和幸福的事情。但我是个天生的急性子,在电脑桌前,我可以一坐一整天从不感到寂寞,所以不会也不愿去学麻将;加上没有什么艺术细胞,更不会去和那些我很敬仰的老太婆们一起扭秧歌。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些退休后感到失落的人,多半是因为他们有太大的欲望;他们所说的“寄托”,可能是生理上的,而非是精神和心灵层面的。
一方面我是无路可走,一方面是脑子里还残存着一个潜伏得很深的病根——念念不忘且喜欢“码字”——这便成了我惟一的选择。只有当我坐在电脑桌前,我才会忘掉生活中的烦恼和一切杂念,身心才会处于一种极为宁静和惬意的状态。这时我才发现,除了“码字”以外,我百无一用,什么事都做不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不羡慕别人有权、有钱、有小车、有别墅,等等——因为我明白,这些东西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我无法企及。既然如此,我就不想为这些东西中庸、苟且、装孙子或挖空心思;而且,我只有在这种“码字”的过程中,创造并享受着别人不屑一顾的乐趣。
古人说的有些话很有道理,如“笨雀早飞”。其实,对于我这个“笨雀”来说,还不仅仅是个“早飞”的问题;由于已经到了可以准备写“遗嘱”的年龄,来日不多了,我还得“只争朝夕”。
在退休后的几年中,我像愚公移山似地“码字”,竟也“码”出了近百篇千字文,还“码”出了一个长篇。为了了确心愿,或者做个小结,便有了这本很有点拿不出手的集子。
应该说,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无关宏旨,几乎全是葱花姜米,鸡毛蒜皮。就像本地人做的热干面一样,跟武汉蔡林记的热干面没法比,只能是想吃你就将就一下,没打算博得别人的好评或赞赏。只因生来养成了这个“不良习性”,见到什么便有所思所想,还非要把它“倒”出来心里才痛快。如此而已。
集子编好后,我连这个集子的名字也想不出来,或者说懒得去想。《苍茫细语》这个名字,还是请我的朋友世伦君起的。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沧桑耳语》,也是他起的。他的本意,大概是缘于我已经“沧桑”过一次了,现在不能再“沧桑”了;比起我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来说,现在有饭吃、有衣穿,衣食无忧,我已经是“柳暗花明”了。同时,我说不到悄悄话,嗓门很大,与人说话像吵嘴似的,大老远就能听到——给人的印象很有点“没文化”;世伦君曾经让我“细语”了一把,这次大概是想让我变得有文化一点吧,再来个“细语”一番。——因此,我非常感谢世伦君的美意。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明霜君。他把我的事看得比他的任何事都重要,不惜多次放弃正事和家务事,破费了许多宝贵时间,为我这次的两本书作了多次校正。为难之时见真情。我从他身上深深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意。
最后,衷心地感谢那些关心和支持我创作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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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出第一本散文集时,写过一篇不短的后记。
那时,我是很纯真的,甚至于是天真,说过不少关于爱好、理想、追求和写作甘苦之类的话。时隔五年之后,连我自己也不敢再去回顾这些话语了,更怕别人就此拿我是问。现在反省一下,我仍然认为,当时的那种纯真并没有掺水兑假,应是我内心的真实反映;现在不谈,也不是我变得不单纯或“复杂”了,而是环境让我无法再理直气壮地言说“纯真”了。
世界越来越奇妙。人心和世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让人感到惶惑和茫然。在这个生猛社会里,不说外人对我们这类码字的人如何评价或戏谑,就拿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来说,聚在一起也没人再有雅兴还谈什么康德、尼采、蒙田、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亚里士多德,前卫、先锋、超现代、后现代之类。我们不是名人,也不是什么学者、大作家或文学评论家,我们只是生存在夹缝中的一个个还在坚持“码字”的人,顶多算得上是一些还“坐得住”的“家伙”而已。
如果我不识相,到如今还在哪怕是朋友圈内谈论这些鸟话,别人不说我是疯子,便会说我是傻逼。所以在这里,我知趣地不再旧话重提了。
2002年我“光荣”地退休了。此前,听一些颇有经验的老干部介绍说,退休后首先会有一种失落感,心理和生理上也会有不适反应,解决的办法就是要主动地去找事做,要有点“寄托”,如果实在没事可做,哪怕你和那些老头们凑堆,打一块钱一把的麻将,或者追随老太婆们一起,穿上花衣服在公园或什么地方扭秧歌也比呆在家里好。
我不是高官,也不是要员,平头百姓一个,不仅没有一点失落的感觉,反而觉得从此以后不再天天开会、听报告,不再年年述职、填履历表、写学习心得,就高兴得心花怒放,就可以彻底地做一回“自我”了。这的确是一件让人感到自由、惬癔和幸福的事情。但我是个天生的急性子,在电脑桌前,我可以一坐一整天从不感到寂寞,所以不会也不愿去学麻将;加上没有什么艺术细胞,更不会去和那些我很敬仰的老太婆们一起扭秧歌。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些退休后感到失落的人,多半是因为他们有太大的欲望;他们所说的“寄托”,可能是生理上的,而非是精神和心灵层面的。
一方面我是无路可走,一方面是脑子里还残存着一个潜伏得很深的病根——念念不忘且喜欢“码字”——这便成了我惟一的选择。只有当我坐在电脑桌前,我才会忘掉生活中的烦恼和一切杂念,身心才会处于一种极为宁静和惬意的状态。这时我才发现,除了“码字”以外,我百无一用,什么事都做不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不羡慕别人有权、有钱、有小车、有别墅,等等——因为我明白,这些东西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我无法企及。既然如此,我就不想为这些东西中庸、苟且、装孙子或挖空心思;而且,我只有在这种“码字”的过程中,创造并享受着别人不屑一顾的乐趣。
古人说的有些话很有道理,如“笨雀早飞”。其实,对于我这个“笨雀”来说,还不仅仅是个“早飞”的问题;由于已经到了可以准备写“遗嘱”的年龄,来日不多了,我还得“只争朝夕”。
在退休后的几年中,我像愚公移山似地“码字”,竟也“码”出了近百篇千字文,还“码”出了一个长篇。为了了确心愿,或者做个小结,便有了这本很有点拿不出手的集子。
应该说,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无关宏旨,几乎全是葱花姜米,鸡毛蒜皮。就像本地人做的热干面一样,跟武汉蔡林记的热干面没法比,只能是想吃你就将就一下,没打算博得别人的好评或赞赏。只因生来养成了这个“不良习性”,见到什么便有所思所想,还非要把它“倒”出来心里才痛快。如此而已。
集子编好后,我连这个集子的名字也想不出来,或者说懒得去想。《苍茫细语》这个名字,还是请我的朋友世伦君起的。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沧桑耳语》,也是他起的。他的本意,大概是缘于我已经“沧桑”过一次了,现在不能再“沧桑”了;比起我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来说,现在有饭吃、有衣穿,衣食无忧,我已经是“柳暗花明”了。同时,我说不到悄悄话,嗓门很大,与人说话像吵嘴似的,大老远就能听到——给人的印象很有点“没文化”;世伦君曾经让我“细语”了一把,这次大概是想让我变得有文化一点吧,再来个“细语”一番。——因此,我非常感谢世伦君的美意。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明霜君。他把我的事看得比他的任何事都重要,不惜多次放弃正事和家务事,破费了许多宝贵时间,为我这次的两本书作了多次校正。为难之时见真情。我从他身上深深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意。
最后,衷心地感谢那些关心和支持我创作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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