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彦文
据我国最早的史籍 《尚书》记载，殷商时期 （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以今天的十堰为中心的汉江中上游地区，居住着庸、羌、髳、微、庐、彭、濮七个部落方国。庸国居住在今竹山县上庸镇为中心的堵河中上游地区，羌国居住在今天的陕西汉中市及以西地区，髳国居住在今四川巴中与陕西汉中交界的地区，微国居住在堵河下游今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一带，庐国居住在今湖北宜城市西南一带，彭国居住在今房县、襄阳市谷城县一带，濮国则居住在今重庆市巫溪县大宁河一线。加上远在四川中西部地区的蜀国，史称参加周武王伐纣的 “西土八国”。西土八国，庸为大。今天笔者带您走进中华民族的上古时代，从文献与田野考古的结合中去探究庸国的今生前世、兴衰存亡。
《尚书·牧誓》记载，公元前1046年2月5日黎明时分，周武王姬发率领几路诸侯、方国的军队聚集在今河南淇县西南的牧野，向诸侯之师发出伐纣动员令：“逖也，西土之人！……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庐、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译成现代文即是 “路途多么遥远啊，从西方来的人们！……啊！我友好邦国的国君，王室近臣、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微、庐、彭、濮诸部落方国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牌、树立起你们的矛，我就要宣誓了。”这是庸国第一次在我国最早的史籍中出现。牧野之战发生在周武王十一年 （公元前1046年），从周武王点名的伐纣联军中，我们看到有三类军队：一是“友邦冢君”的军队，即指在周武王九年（公元前1048年）在今河南孟津会盟的八百诸侯；二是周武王自己的军队；三是“庸、蜀、羌、髳、微、庐、彭、濮人”西土八国的部落方国军队。
庸国是商代分封国还是土著部落方国，历代学界各执一词。经考察比较，笔者认为庸国是本土的部落方国较为恰当。唐代的 《元和姓纂》、宋代的 《通志·氏族略》认定庸国是商代侯国，宋代的 《路史·国名纪》认定其是商代的伯爵国。这些认定均源于 《尚书·牧誓》中记载的周武王率各路诸侯伐纣的史实。他们没有仔细推敲周武王在誓词中有分寸地点明了参加伐纣联军的三类人群的身份。八百诸侯称之为 “友邦冢君”，西土八国称之为“人”。只有诸侯国首领才能称之为 “君”。一字之差，便点明了 “庸、蜀、羌、髳、微、庐、彭、濮人”是商代的部落方国部族的身份。庸国当是汉水流域的土著部落国家。微国和彭国是遭到灭国而流亡到汉水流域的夏商时期的东夷方国。然而周武王将庸国排在 “西土八国”之首，还排在蜀国的前面，这可以肯定，殷商末期的庸国是汉江上游地区比较强大的部落方国。
庸国的第二次出现是在西周的周夷王时期 （公元前885年—公元前877年）。《史记·楚世家》记载：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民间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是西周分封楚以子男之田的第六代楚子，距被分封时已有一百四十多年。 《史记·楚世家》又云：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由此可知，楚国在被封于荆山之麓的丹阳（今湖北枝江市与当阳市一带）后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六代楚子用了百十年的时间使自己成为了江汉地区强大的国家。从楚子语气里可以看出周成王分封熊绎以子男之田是不大满意的。 《战国策》还记载熊绎被周成王召到周都会盟而被安排与东夷首领一起到殿外 “守燎”，没能参加诸侯盟会，受到冷遇。到了周夷王时期，周王室出现衰落，分封的七十一诸侯有的不来朝贡周室、有的相互侵伐。楚国却避在荆山发奋图强韬光养晦强大起来。强大起来的楚国也有了侵伐之志，于是楚子熊渠便率兵北略攻打汉水中上游地区的庸国和杨粤，一直打到鄂 （今河南南阳市北郊）。所以在第六代楚子熊渠的语言里有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怨恨之辞，以示对周王室的蔑视。傲慢的熊渠侵伐庸国、杨粤得手后将自己三个儿子分封为王，其中中子红就地封为鄂王。周天子才能称王，诸侯国称君。可见熊渠无礼僭号的野心。从 《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的 “庸人率群蛮以叛楚”的话语分析，庸国应在周夷王时期楚子熊渠就将其纳入了楚之附庸国。
根据 《左传》记载，到了春秋时期，以今天的十堰为中心的汉水中上游地区，仅居住着庸国、绞国和麇国三个部落方国。庸国都邑在今竹山县上庸镇堵河西岸的北坝上，据 《华阳国志》记载，春秋前的庸国地域范围东起堵河，西至今陕西汉中盆地，南抵巴山，北达秦岭，是汉江上游最大的方国。绞国都邑在今丹江口市习家店左绞村一带，麇国都邑在今郧阳区五峰乡肖家河村一带。绞国和麇国分别于公元前700年和公元前616年被楚国灭国臣服。庸国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春秋时期的公元前611年。这一年，楚国、秦国、巴国联合起来灭了庸国。楚国灭庸后在其都邑设置了上庸县。秦、巴、楚三国灭庸是春秋大事，春秋 《左传》因此记载得非常详细。现全录传之译文于下：
《左传》文公十六年 （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大饥荒，戎人攻打楚国的西南部，到了阜山 （今湖北房县西南神农架一带），驻军于大林 （今湖北荆门西北）。又伐其东南部，到达阳丘，去侵袭訾枝 （今湖北枝江市）。庸国人率领各部蛮人背叛楚国。麇国人率各部濮人聚集在选地 （今湖北枝江市境），准备进攻楚国。这时候，楚国的申邑 （今河南南阳市）、息邑 （今河南息县）的北门不再开放。
楚人准备迁都于阪高 （今湖北当阳市一带），大夫蒍贾说： “不行。我能够去，敌人也能去，不如去攻打庸国。麇国人和各部濮人，认为我们遇到饥荒不能出兵，所以攻打我们。如果我们出兵，他们必定害怕而回去。各部濮人分散居住，将会回到各自的地盘，有谁还有空来打别人的主意呢？”于是楚国出兵。十五天后，各部濮人停战回去。楚军从庐邑 （今湖北南漳县东）向前挺进，沿途打开粮仓让大家一起食用。军队驻扎到了句澨 （今丹江口市均县镇一带的汉江边），派遣庐戢梨侵袭庸国，到达庸国的方城 （今湖北竹山县东）。庸国人赶走了楚军，囚禁了子扬窗。过了三天，子扬窗逃了出来，说： “庸国军队人数众多，各部蛮人集聚在一起，不如再发大兵，并且出动国君的卫队，会合在一起后再进军。”师叔说： “不行。姑且再和他们接战，让他们骄傲。他们骄傲，我们激愤，然后可以取胜，先君蚡冒（楚武王兄厉王）就是用这个方法使陉隰（今湖北江陵一带）顺服的。”楚军再次与他们交战，打了七次都败走，只有裨、儵（音shù）、鱼人 （裨、儵、鱼均为巫溪县和巫山县长江一线的部落民族）参与追赶楚军。庸国人说： “楚国人不足一战了。”于是不再防备。
楚庄王乘坐驿站的车，在临品 （今丹江口市汉江南一带）与前敌部队会师，把军队分为两队：子越从石溪 （今丹江口市浪河镇一带）出发，子贝从仞 （今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浪街办一带）地出发，去攻打庸国。秦国人、巴国人跟随着楚军。各部蛮人服从了楚王，订立了盟约，于是灭亡了庸国。
灭庸之役的胜利，使楚国完全占据了汉江中上游地区，并在此境设置了上庸县、钖县、房陵县等建置。上庸县应为楚国灭庸后就地在庸国的都邑设置，庸都邑旧址即是今竹山县上庸镇堵河西岸的北坝。
上庸作为地名出现最早见于 《战国策》，其后是 《史记》。 《战国策·秦武王谓甘茂章》云： “臣闻张仪西併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战国策·楚怀王拘张仪章》又云：楚怀王抓住了秦国派来的说客张仪，准备将他杀掉。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得了张仪的贿赂，就找到楚怀王的宠姬郑袖帮忙说情。靳尚吓唬郑袖说： “张仪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 （赎出）。秦王有爱女而美，又简择宫中佳丽好玩习音者，以欢从之，资之金玉宝器。奉以上庸六县为汤沐邑，欲因张仪内 （纳）之楚王。楚王必爱。”郑袖害怕楚怀王将来真的接纳了秦国的美女而失宠，说服楚怀王放了张仪。 《史记·秦本纪》云：秦惠文王后十三年 （公元前312年）， “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 《史记·秦本纪》又云： “昭襄王三年 （公元前304年），王冠。与楚王会黄棘，与楚上庸。”从 《战国策》和 《史记》记载的史实，我们可以认定秦人在没有取得楚国占据的庸地时，称攻取楚之汉中、上庸，这证明汉中和上庸是楚所设的郡县。春秋战国时，秦、楚、晋等诸侯国攻城掠地后，一般都在边地设郡县示为己有。西晋著名军事家、经学家杜预注 《左传·宣公十二年》云： “楚灭诸小国，皆以为县，则楚灭庸时以为上庸县矣。”因此推定，在公元前611年楚灭庸后，楚国在汉江中段即今天的安康市设汉中郡 （《华阳国志》记载）、在庸都邑设置了上庸县。 《战国策》的记载还暗示我们，楚灭庸后，不仅设了汉中郡、上庸县，而且还设有 “上庸六县”。按秦汉时期郡县建置一般承前朝的规律断定，战国时期所说的 “上庸六县”，应该就是汉代的上庸县、房陵县、钖县、旬阳县、武当县、武陵县。
庸国都邑及上庸县旧治所在何处，历来也是人们纷争的焦点。秦汉以降的各个朝代的正史，均只记载了州、郡、县的名称，而无记载其郡县治所的经纬坐标和方位地址。加上有的朝代将前朝建置移变，让今天的人们更摸不清古建置所在的方位和具体地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用后代承前朝的推理法大致确定古建置在今天所在的具体地点。
研究古代建置的地望，北魏郦道元所著的 《水经注》是我们首选的可靠文献。《水经注》是以水系来记载地名建置方位的，对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地名建置很有价值。我国后代学者考证古代历史地名基本上都以 《水经注》为依据。 《水经注·沔水·堵水》云： “堵水出建平郡 （今巫山县）界故亭谷，东历新城郡 （今房县），郡故汉中之房陵县也……堵水之旁有别溪……又有白马山，山石似马，望之逼真，侧水谓之白马塞。孟达为守，登之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 《上堵呤》……堵水又东北经上庸郡，故庸国也。 《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庸，小国也，附楚。楚有灾不救、举群蛮以叛，故灭之以为县，属汉中郡。汉末又分为上庸郡，城三面际水。堵水又东经方城亭西。”建平郡即今天的巫山县。这里表明了郦道元所记的堵水是从南源向北而来。唐 《元和郡县图志》云：白马山塞，在竹山西南三十五里。堵水过别溪和白马塞后就到了上庸郡，再经东流经方城亭西。从地理形势看， “别溪”即今天竹山县上庸镇两河口的泗河。 《晋书》司马懿传也记载 “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直造城下”。以上文献明确说明了上庸城所处的地理形势：三面环水，是堵河上的一个半岛。同时也认定上庸县是楚灭庸后就地设县，也证明庸国的都邑就是后来的上庸县。
纵观上古社会国体建置的演变规律，我国先秦时期的国体建置经历了一个从方国到郡县的演变过程。据史家根据史籍统计，西周初期，华夏大地上分布的大小方国有1800多个，到了春秋时期还有285个，战国时期就只有以战国七雄为主了。考究我国上古社会发展史，我们认识到，林林总总的大小方国的消亡过程，就是秦、楚等几个大国侵灭小国建立郡、县的过程。春秋时期出现县、战国时期出现郡。秦统一全国后实行了郡县制。
综合上文，庸国也不例外，它也经历了一个从方国到郡县的过程。殷商时期，庸国是汉水中上游地区较大的部落方国，在周武王伐纣时参加了推翻殷商王朝的牧野之战；西周中期的周夷王时期被楚子熊渠征伐并成为楚国的附庸国；春秋时期（公元前611年）因趁楚国饥荒叛楚而被楚国所灭，楚在其都邑设上庸县，县治在今竹山县上庸镇堵河西岸的北坝。自此至战国末期上庸为楚之上庸县。秦灭楚后属秦。秦汉时期为汉中郡辖之上庸县。东汉建安二十年 （215年），曹操于上庸县置上庸郡领上庸县、钖县。三国、两晋、南北朝南朝的宋、齐均有上庸郡和上庸县，上庸郡治均在上庸县。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梁朝，析上庸县置安城、新丰二县；改上庸县为新丰县、析上庸县地置安城县。安城县即今竹山县城，西魏时改为竹山县。竹山因县旁有黄竹岭而得名。西魏又改新丰为上庸县，后周改曰孔阳县。隋开皇十八年复曰上庸县。一直到北宋开宝年间 （公元968年—公元975年）将上庸县撤并到竹山县。至此，上庸县从公元前611年建县至北宋开宝年间撤销，总计存在了1480多年。
关于庸国的产生，如果是汉江中游的土著方国，当比彭、微等方国迁移到汉江流域立国的时间要早得多，至少是殷商时期发展形成的部落方国，则庸国从立国到灭国应当存续了980多年。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竹山县境的庸国与河南新乡境的鄘国没有必然联系。新乡古庸国一般写作鄘国。鄘国，西周封国，在今河南新乡县西南。 《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 《诗经·风》邶、庸、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许多人认为庸国即鄘国，这在东汉以后的古籍文献记载中确有通用。然在殷商甲骨文字中，二字形体是绝然不同的，意义也迥然不同。 “庸”字形上从 “庚”、下从“用”，甲骨文中的庸为 “ （H27310）”，是 “鏞”的初始字，本义即指大钟和镛钟，在商代有奏镛钟进行祭祀的仪式。后来庸有 “采用”、 “需要”、 “功劳”、“劳苦”等意思。 “鄘”则是典型的象形字，其甲骨文是 “ （H13523正）”，此为甲骨文 “郭”、 “墉”之初文，本义指城郭。据甲骨文卜辞记载， “鄘”在殷商武丁时期曾是王室巨族，一直活动于黄河流域，曾为殷王征伐过西戎。而 “鄘”的甲骨文字与此 “庸”字形绝然不同，指代意义迥异。但从 “庸”作为国名的情况分析， “庸”字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它的原始本义是大钟和镛钟，在商代奏镛钟进行祭祀。此字与夏商周正统文化的形成关系紧密，非华夏部族方国名称一般不以正统、严肃的名词为国名。如果按 《元和姓纂》、 《路史》云庸国是殷商侯国，则有可能是商王武丁时期妇好伐巴时得到了分封。
从庸字的本义来分析：庸部落方国的始祖也许是殷商时期负责奏镛钟祭祀的司镛人员，在殷商武丁时期 （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武丁的夫人妇好伐巴国时奏钟祭祀有功被分封于汉水上游的堵河流域，并封以 “庸”为国名，成为殷商王国的西南屏障，监视巴国的前哨。
有关庸族迁移的历史印记，庸国与彭国、微国、麇国一样，遭到灭国后也有迁徙的痕迹。今天湖南省张家界有大庸地名，与楚国在公元前616年灭麇后迁麇人于今湖南岳阳留下的麇城地名一样，应该是楚灭庸后庸人逃离或楚人强迁庸人于此留下的印记。商周时期，许多方国遭到打击灭国后，方国部族被迫四处迁徙，出于对自己的亡国的留念，他们迁徙到哪里，就把国名带到哪里作为地名，有的还将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如彭国，本是五帝时期唐尧所封彭祖于彭城 （今江苏徐州市）立国的，在商代遭到灭国后一路迁徙，湖北房县商末的彭国、四川的彭山县等都是其留下的迁徙轨迹。所以张家界之大庸应是庸人迁徙留下的印记，值得当今的我们去考察、去追寻、去思索、去发掘，让其进一步地丰富我们地域的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促进我们地域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尚书》、《左传》、《世本》、《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元和郡县图志》、《元和姓纂》、《水经注》、《通典》《通志》、《路史》、《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甲骨文词义论稿》、《殷商甲骨文字编》、《殷商甲骨文字研究》等。
据我国最早的史籍 《尚书》记载，殷商时期 （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以今天的十堰为中心的汉江中上游地区，居住着庸、羌、髳、微、庐、彭、濮七个部落方国。庸国居住在今竹山县上庸镇为中心的堵河中上游地区，羌国居住在今天的陕西汉中市及以西地区，髳国居住在今四川巴中与陕西汉中交界的地区，微国居住在堵河下游今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一带，庐国居住在今湖北宜城市西南一带，彭国居住在今房县、襄阳市谷城县一带，濮国则居住在今重庆市巫溪县大宁河一线。加上远在四川中西部地区的蜀国，史称参加周武王伐纣的 “西土八国”。西土八国，庸为大。今天笔者带您走进中华民族的上古时代，从文献与田野考古的结合中去探究庸国的今生前世、兴衰存亡。
《尚书·牧誓》记载，公元前1046年2月5日黎明时分，周武王姬发率领几路诸侯、方国的军队聚集在今河南淇县西南的牧野，向诸侯之师发出伐纣动员令：“逖也，西土之人！……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庐、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译成现代文即是 “路途多么遥远啊，从西方来的人们！……啊！我友好邦国的国君，王室近臣、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微、庐、彭、濮诸部落方国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牌、树立起你们的矛，我就要宣誓了。”这是庸国第一次在我国最早的史籍中出现。牧野之战发生在周武王十一年 （公元前1046年），从周武王点名的伐纣联军中，我们看到有三类军队：一是“友邦冢君”的军队，即指在周武王九年（公元前1048年）在今河南孟津会盟的八百诸侯；二是周武王自己的军队；三是“庸、蜀、羌、髳、微、庐、彭、濮人”西土八国的部落方国军队。
庸国是商代分封国还是土著部落方国，历代学界各执一词。经考察比较，笔者认为庸国是本土的部落方国较为恰当。唐代的 《元和姓纂》、宋代的 《通志·氏族略》认定庸国是商代侯国，宋代的 《路史·国名纪》认定其是商代的伯爵国。这些认定均源于 《尚书·牧誓》中记载的周武王率各路诸侯伐纣的史实。他们没有仔细推敲周武王在誓词中有分寸地点明了参加伐纣联军的三类人群的身份。八百诸侯称之为 “友邦冢君”，西土八国称之为“人”。只有诸侯国首领才能称之为 “君”。一字之差，便点明了 “庸、蜀、羌、髳、微、庐、彭、濮人”是商代的部落方国部族的身份。庸国当是汉水流域的土著部落国家。微国和彭国是遭到灭国而流亡到汉水流域的夏商时期的东夷方国。然而周武王将庸国排在 “西土八国”之首，还排在蜀国的前面，这可以肯定，殷商末期的庸国是汉江上游地区比较强大的部落方国。
庸国的第二次出现是在西周的周夷王时期 （公元前885年—公元前877年）。《史记·楚世家》记载：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民间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是西周分封楚以子男之田的第六代楚子，距被分封时已有一百四十多年。 《史记·楚世家》又云：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由此可知，楚国在被封于荆山之麓的丹阳（今湖北枝江市与当阳市一带）后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六代楚子用了百十年的时间使自己成为了江汉地区强大的国家。从楚子语气里可以看出周成王分封熊绎以子男之田是不大满意的。 《战国策》还记载熊绎被周成王召到周都会盟而被安排与东夷首领一起到殿外 “守燎”，没能参加诸侯盟会，受到冷遇。到了周夷王时期，周王室出现衰落，分封的七十一诸侯有的不来朝贡周室、有的相互侵伐。楚国却避在荆山发奋图强韬光养晦强大起来。强大起来的楚国也有了侵伐之志，于是楚子熊渠便率兵北略攻打汉水中上游地区的庸国和杨粤，一直打到鄂 （今河南南阳市北郊）。所以在第六代楚子熊渠的语言里有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怨恨之辞，以示对周王室的蔑视。傲慢的熊渠侵伐庸国、杨粤得手后将自己三个儿子分封为王，其中中子红就地封为鄂王。周天子才能称王，诸侯国称君。可见熊渠无礼僭号的野心。从 《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的 “庸人率群蛮以叛楚”的话语分析，庸国应在周夷王时期楚子熊渠就将其纳入了楚之附庸国。
根据 《左传》记载，到了春秋时期，以今天的十堰为中心的汉水中上游地区，仅居住着庸国、绞国和麇国三个部落方国。庸国都邑在今竹山县上庸镇堵河西岸的北坝上，据 《华阳国志》记载，春秋前的庸国地域范围东起堵河，西至今陕西汉中盆地，南抵巴山，北达秦岭，是汉江上游最大的方国。绞国都邑在今丹江口市习家店左绞村一带，麇国都邑在今郧阳区五峰乡肖家河村一带。绞国和麇国分别于公元前700年和公元前616年被楚国灭国臣服。庸国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春秋时期的公元前611年。这一年，楚国、秦国、巴国联合起来灭了庸国。楚国灭庸后在其都邑设置了上庸县。秦、巴、楚三国灭庸是春秋大事，春秋 《左传》因此记载得非常详细。现全录传之译文于下：
《左传》文公十六年 （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大饥荒，戎人攻打楚国的西南部，到了阜山 （今湖北房县西南神农架一带），驻军于大林 （今湖北荆门西北）。又伐其东南部，到达阳丘，去侵袭訾枝 （今湖北枝江市）。庸国人率领各部蛮人背叛楚国。麇国人率各部濮人聚集在选地 （今湖北枝江市境），准备进攻楚国。这时候，楚国的申邑 （今河南南阳市）、息邑 （今河南息县）的北门不再开放。
楚人准备迁都于阪高 （今湖北当阳市一带），大夫蒍贾说： “不行。我能够去，敌人也能去，不如去攻打庸国。麇国人和各部濮人，认为我们遇到饥荒不能出兵，所以攻打我们。如果我们出兵，他们必定害怕而回去。各部濮人分散居住，将会回到各自的地盘，有谁还有空来打别人的主意呢？”于是楚国出兵。十五天后，各部濮人停战回去。楚军从庐邑 （今湖北南漳县东）向前挺进，沿途打开粮仓让大家一起食用。军队驻扎到了句澨 （今丹江口市均县镇一带的汉江边），派遣庐戢梨侵袭庸国，到达庸国的方城 （今湖北竹山县东）。庸国人赶走了楚军，囚禁了子扬窗。过了三天，子扬窗逃了出来，说： “庸国军队人数众多，各部蛮人集聚在一起，不如再发大兵，并且出动国君的卫队，会合在一起后再进军。”师叔说： “不行。姑且再和他们接战，让他们骄傲。他们骄傲，我们激愤，然后可以取胜，先君蚡冒（楚武王兄厉王）就是用这个方法使陉隰（今湖北江陵一带）顺服的。”楚军再次与他们交战，打了七次都败走，只有裨、儵（音shù）、鱼人 （裨、儵、鱼均为巫溪县和巫山县长江一线的部落民族）参与追赶楚军。庸国人说： “楚国人不足一战了。”于是不再防备。
楚庄王乘坐驿站的车，在临品 （今丹江口市汉江南一带）与前敌部队会师，把军队分为两队：子越从石溪 （今丹江口市浪河镇一带）出发，子贝从仞 （今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浪街办一带）地出发，去攻打庸国。秦国人、巴国人跟随着楚军。各部蛮人服从了楚王，订立了盟约，于是灭亡了庸国。
灭庸之役的胜利，使楚国完全占据了汉江中上游地区，并在此境设置了上庸县、钖县、房陵县等建置。上庸县应为楚国灭庸后就地在庸国的都邑设置，庸都邑旧址即是今竹山县上庸镇堵河西岸的北坝。
上庸作为地名出现最早见于 《战国策》，其后是 《史记》。 《战国策·秦武王谓甘茂章》云： “臣闻张仪西併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战国策·楚怀王拘张仪章》又云：楚怀王抓住了秦国派来的说客张仪，准备将他杀掉。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得了张仪的贿赂，就找到楚怀王的宠姬郑袖帮忙说情。靳尚吓唬郑袖说： “张仪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 （赎出）。秦王有爱女而美，又简择宫中佳丽好玩习音者，以欢从之，资之金玉宝器。奉以上庸六县为汤沐邑，欲因张仪内 （纳）之楚王。楚王必爱。”郑袖害怕楚怀王将来真的接纳了秦国的美女而失宠，说服楚怀王放了张仪。 《史记·秦本纪》云：秦惠文王后十三年 （公元前312年）， “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 《史记·秦本纪》又云： “昭襄王三年 （公元前304年），王冠。与楚王会黄棘，与楚上庸。”从 《战国策》和 《史记》记载的史实，我们可以认定秦人在没有取得楚国占据的庸地时，称攻取楚之汉中、上庸，这证明汉中和上庸是楚所设的郡县。春秋战国时，秦、楚、晋等诸侯国攻城掠地后，一般都在边地设郡县示为己有。西晋著名军事家、经学家杜预注 《左传·宣公十二年》云： “楚灭诸小国，皆以为县，则楚灭庸时以为上庸县矣。”因此推定，在公元前611年楚灭庸后，楚国在汉江中段即今天的安康市设汉中郡 （《华阳国志》记载）、在庸都邑设置了上庸县。 《战国策》的记载还暗示我们，楚灭庸后，不仅设了汉中郡、上庸县，而且还设有 “上庸六县”。按秦汉时期郡县建置一般承前朝的规律断定，战国时期所说的 “上庸六县”，应该就是汉代的上庸县、房陵县、钖县、旬阳县、武当县、武陵县。
庸国都邑及上庸县旧治所在何处，历来也是人们纷争的焦点。秦汉以降的各个朝代的正史，均只记载了州、郡、县的名称，而无记载其郡县治所的经纬坐标和方位地址。加上有的朝代将前朝建置移变，让今天的人们更摸不清古建置所在的方位和具体地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用后代承前朝的推理法大致确定古建置在今天所在的具体地点。
研究古代建置的地望，北魏郦道元所著的 《水经注》是我们首选的可靠文献。《水经注》是以水系来记载地名建置方位的，对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地名建置很有价值。我国后代学者考证古代历史地名基本上都以 《水经注》为依据。 《水经注·沔水·堵水》云： “堵水出建平郡 （今巫山县）界故亭谷，东历新城郡 （今房县），郡故汉中之房陵县也……堵水之旁有别溪……又有白马山，山石似马，望之逼真，侧水谓之白马塞。孟达为守，登之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 《上堵呤》……堵水又东北经上庸郡，故庸国也。 《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庸，小国也，附楚。楚有灾不救、举群蛮以叛，故灭之以为县，属汉中郡。汉末又分为上庸郡，城三面际水。堵水又东经方城亭西。”建平郡即今天的巫山县。这里表明了郦道元所记的堵水是从南源向北而来。唐 《元和郡县图志》云：白马山塞，在竹山西南三十五里。堵水过别溪和白马塞后就到了上庸郡，再经东流经方城亭西。从地理形势看， “别溪”即今天竹山县上庸镇两河口的泗河。 《晋书》司马懿传也记载 “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直造城下”。以上文献明确说明了上庸城所处的地理形势：三面环水，是堵河上的一个半岛。同时也认定上庸县是楚灭庸后就地设县，也证明庸国的都邑就是后来的上庸县。
纵观上古社会国体建置的演变规律，我国先秦时期的国体建置经历了一个从方国到郡县的演变过程。据史家根据史籍统计，西周初期，华夏大地上分布的大小方国有1800多个，到了春秋时期还有285个，战国时期就只有以战国七雄为主了。考究我国上古社会发展史，我们认识到，林林总总的大小方国的消亡过程，就是秦、楚等几个大国侵灭小国建立郡、县的过程。春秋时期出现县、战国时期出现郡。秦统一全国后实行了郡县制。
综合上文，庸国也不例外，它也经历了一个从方国到郡县的过程。殷商时期，庸国是汉水中上游地区较大的部落方国，在周武王伐纣时参加了推翻殷商王朝的牧野之战；西周中期的周夷王时期被楚子熊渠征伐并成为楚国的附庸国；春秋时期（公元前611年）因趁楚国饥荒叛楚而被楚国所灭，楚在其都邑设上庸县，县治在今竹山县上庸镇堵河西岸的北坝。自此至战国末期上庸为楚之上庸县。秦灭楚后属秦。秦汉时期为汉中郡辖之上庸县。东汉建安二十年 （215年），曹操于上庸县置上庸郡领上庸县、钖县。三国、两晋、南北朝南朝的宋、齐均有上庸郡和上庸县，上庸郡治均在上庸县。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梁朝，析上庸县置安城、新丰二县；改上庸县为新丰县、析上庸县地置安城县。安城县即今竹山县城，西魏时改为竹山县。竹山因县旁有黄竹岭而得名。西魏又改新丰为上庸县，后周改曰孔阳县。隋开皇十八年复曰上庸县。一直到北宋开宝年间 （公元968年—公元975年）将上庸县撤并到竹山县。至此，上庸县从公元前611年建县至北宋开宝年间撤销，总计存在了1480多年。
关于庸国的产生，如果是汉江中游的土著方国，当比彭、微等方国迁移到汉江流域立国的时间要早得多，至少是殷商时期发展形成的部落方国，则庸国从立国到灭国应当存续了980多年。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竹山县境的庸国与河南新乡境的鄘国没有必然联系。新乡古庸国一般写作鄘国。鄘国，西周封国，在今河南新乡县西南。 《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 《诗经·风》邶、庸、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许多人认为庸国即鄘国，这在东汉以后的古籍文献记载中确有通用。然在殷商甲骨文字中，二字形体是绝然不同的，意义也迥然不同。 “庸”字形上从 “庚”、下从“用”，甲骨文中的庸为 “ （H27310）”，是 “鏞”的初始字，本义即指大钟和镛钟，在商代有奏镛钟进行祭祀的仪式。后来庸有 “采用”、 “需要”、 “功劳”、“劳苦”等意思。 “鄘”则是典型的象形字，其甲骨文是 “ （H13523正）”，此为甲骨文 “郭”、 “墉”之初文，本义指城郭。据甲骨文卜辞记载， “鄘”在殷商武丁时期曾是王室巨族，一直活动于黄河流域，曾为殷王征伐过西戎。而 “鄘”的甲骨文字与此 “庸”字形绝然不同，指代意义迥异。但从 “庸”作为国名的情况分析， “庸”字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它的原始本义是大钟和镛钟，在商代奏镛钟进行祭祀。此字与夏商周正统文化的形成关系紧密，非华夏部族方国名称一般不以正统、严肃的名词为国名。如果按 《元和姓纂》、 《路史》云庸国是殷商侯国，则有可能是商王武丁时期妇好伐巴时得到了分封。
从庸字的本义来分析：庸部落方国的始祖也许是殷商时期负责奏镛钟祭祀的司镛人员，在殷商武丁时期 （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武丁的夫人妇好伐巴国时奏钟祭祀有功被分封于汉水上游的堵河流域，并封以 “庸”为国名，成为殷商王国的西南屏障，监视巴国的前哨。
有关庸族迁移的历史印记，庸国与彭国、微国、麇国一样，遭到灭国后也有迁徙的痕迹。今天湖南省张家界有大庸地名，与楚国在公元前616年灭麇后迁麇人于今湖南岳阳留下的麇城地名一样，应该是楚灭庸后庸人逃离或楚人强迁庸人于此留下的印记。商周时期，许多方国遭到打击灭国后，方国部族被迫四处迁徙，出于对自己的亡国的留念，他们迁徙到哪里，就把国名带到哪里作为地名，有的还将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如彭国，本是五帝时期唐尧所封彭祖于彭城 （今江苏徐州市）立国的，在商代遭到灭国后一路迁徙，湖北房县商末的彭国、四川的彭山县等都是其留下的迁徙轨迹。所以张家界之大庸应是庸人迁徙留下的印记，值得当今的我们去考察、去追寻、去思索、去发掘，让其进一步地丰富我们地域的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促进我们地域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尚书》、《左传》、《世本》、《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元和郡县图志》、《元和姓纂》、《水经注》、《通典》《通志》、《路史》、《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甲骨文词义论稿》、《殷商甲骨文字编》、《殷商甲骨文字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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