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裕从，男，1935 年12 月出生，湖北武汉人。1953 年毕业于湖北省实验中学，1957 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特级教历，历史学教授，曾任竹山一中校长、十堰教育学院院长，终身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除从事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之外，还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十堰地方文史，有数十部著作问世。
编者按：匡裕从先生是从我县走出的知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在竹山工作、生活二十余年，视竹山为第二故乡。在其八十大寿之际，完成回忆录《雪泥鸿爪》，深情回顾了在竹山的岁月，文字简约生动，记事客观翔实，是我县珍贵的亲历史料。现选编其部分内容，以飨读者。一
1957 年夏，我带着不平、不满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及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愧疚回到武汉。（此前记述作者因在反右运动中偶然误会，错失留东北师范大学任教机会。编者注）见到父母，他们悲愤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但却一句谴责的话也没有说，只要我不要想那么多。母亲还轻轻地说了一句：“到锅里的鸭子飞了”，这大概是说本应有好的前程，现在不可能有了。与父母的交谈中，再一次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以及“家庭是游子避风港”那句名言。
湖北省教育厅当时在武昌中华路一幢楼房里，报到之后我就在厅的招待所住了下来，等待分配。这里离下轮渡的汉阳门很近，距母校实验中学也不远，读高中时每周回家都从它门前经过，这里的环境我非常熟悉。但当时的心情很糟，加之分到哪里前途未卜，所以没有一点旧地重游的兴趣，就连近在咫尺的母校，也未回去看看那漂亮的红石大道及高高耸立的“惟楚有才”的牌楼，只成天呆在房间里，看看书报。一天，中学时教体育的姚老师（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闯了进来，他说：“我调到新成立的武汉体育学院了，知道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正在分配，我是来找厅领导要人的。”接着就说：“你到我们学校去工作吧！”我苦苦一笑回答道：“不可能，我是学历史的，到你们那里我能教什么？”他哈哈一笑说：“你可以去教政治理论课《中国革命史》，就这么定了，走，我们去办手续。”听他这样说，我就知道，他肯定在体院当领导有相当的权力，如果能借助他的力量，到体育学院去教书，也算不错了。
我说：“姚老师，您先别急，听我把情况说清楚以后再说。”于是我简要地把中“阳谋”的情况说了一遍。他睁着大大的眼睛听我说完之后，连说了两声：“可惜！可惜！”我不知道他这两声“可惜”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他了解我的过去，而落到这步田地“可惜”，还是为学院不能要我去“可惜”？两者兼而有之就是“惋惜”了。
我接着说：“姚老师，像我这种情况，别说不会分到高校，就是留到武汉的可能性也很小，大约会分到鄂西南或鄂西北的大山区去。”他沉默了一会说：“匡裕从呀匡裕从，以你在实验中学做团干时的表现，落得现在这种结果，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但有什么办法呢？”两人相对而坐，唏嘘良久后，黯然分手。
二
果然被我言中。两天后人事处的人通知我分到襄阳专区，至于分到哪个县，听襄阳专区安排。那时，似乎还没有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这样的机构，记得是向专区教育科（局）报到
车过十堰，我印象里就是沙土公路边的两间小房子，所谓“街”，大约不足百米，点缀着两三个卖杂物的小店。与今天的十堰相比，说它有天地之别，似乎都不够准确。过了白河进入界岭，山高坡陡，弯曲狭窄，到顶峰，有一块湖北与陕西分界的标牌，左侧有一块石碑，说明此老白公路，修于抗日战争之时，设计者为工程师李某。李某此人想来早已作古，但他留下的业绩，前无古人，给他树碑立传，完全应该。下了界岭就到了湖北竹山县，晚上歇宿得胜铺，由李科长出面，接洽挑夫进城之事。此地距竹山县城尚有180 里，我的行李有3 件，铺盖卷、皮箱和一个小提琴盒子，挑夫以百里百斤3.60 元谈定搬运费。
第二天一早就踏上了去县城之路。所谓“路”，也就是乡间小道，只稍微宽一点而已，那时到县城还没有公路。步行180 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考验。我问科长要走几天？他说两天大
三
我随着小柯穿过一条大街，走过一个广场，就来到竹山一中的大门口，抬头一看，一座高大的石碑坊，上面雕着花草禽兽，均极精美，共有3 层（节），第一层昂首朝天，孺子学生追求进取向上的寓意极为明显；第二层正中是颜体石刻的“儒星门”3 个大字，两侧则布置着精巧的石雕，围绕着儒星门，象征着对士子的赞扬和期盼；第三层是正门，上面有竹山县第一中学几个大字，写得有模有样，不知出于谁的手笔。大门两侧，各有两个大型石轮，使整个石碑坊显得稳重、威严。大石轮之前左右各一个巨大的石狮，雄壮威武，双眼炯炯有神，正视前方。尤其是石狮设计造型，有意抬高了石底座，使石狮显得高大，更彰显了它强大的威力，似乎在告诫过往行人，此系庄严的学府重地，是造就国家人才之处所，等闲不得轻易入内，更不得将污垢、邪恶传入其中。
现在我只好按照既成的事实记述了。进到后院是长方形的青石铺就的场子，长约50 米宽约20 米，这不仅是士子们集会的场所，更是中了功名之后举行仪式和欢庆之处。石场两侧，各有东西厢房数间，则是生员寄宿之处。再往后就是大成殿（文庙），从石头场到大成殿，必须要上六步台阶，以表示参拜孔子的郑重。大成殿分上、下两层，重檐嵌山式，陶制龙云纹筒脊，面盖无釉陶质筒瓦，整个建筑雄伟壮观。大厅一根正梁上还写有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 年）进士杨XX 重建（据查大成殿始建于明正统十三年，即公元1448 年）的字样。
看见保存如此完整的系列文庙建筑，内心十分感动，分到了这样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县里工作，认为不错。可惜，我到一中看到的这一切，除了一个孤立的大成殿之外，石狮、石牌坊、石大门、月宫池、状元桥、石场子等一切的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一扫而光，荡然无存。
四
当时，竹山一中的校长吴XX，是县政府负责人之一，不知什么原因，已免职，不在学校，我在一中二十多年里，也从未见过此人。管事的副校长胡荣茂，与我的年纪差不多，接待我时
教汉语使我受益匪浅，直到如今我写文章都还是很注意语法，并以为文章中如果有语法错误，这是“硬伤”，不能容忍。我的许多学生至今见面还说到那时学的句子成分、修辞逻辑等很有用。作家老芨（本名江达，已发表文学作品近十部）也多次在我面前说到汉语课的好处，并说很想买到一本当时使用的汉语教材。他当时不仅汉语课学得好，其他各科也学得很好，大约因为政治原因，未能进一步升学深造。
这年寒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开展整风反右。我既有前车之覆，又有后车之鉴，岂会再中“ 阳谋”，进入毂中。我开会不发言，看大字报不发表评论，串联找到我，我不参加，有时也奉命在会上做记录，但这种情况极少，显然是不信任我，怕我在记录中夹入“私货”。反右结束后，一中教师的元气大伤，语文教师除一两个之外，几乎都成了右派。体育教师方庆鼎，因与我接近，常在一起打乒乓球，也被划为右派。后来有人隐隐约约地告诉我，始作俑者是谁，但我无法也不必确定。处理时鉴于他年轻，没去劳动教养，仍留校任教，但我对他却一直怀着内疚之情。
我认为，反右扩大化，教育界是重灾区，大、中、小学教师，不少人被“阳谋”击中。除了他们本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之外，对学校和教育事业，都造成重大影响。当然从对全局的影响看，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也不能忽视。后来，我又改教语文、物理，缺俄语教师时，又完全让我教俄语，当时一周要上课多达22 学时。学校成立高中之后，让我教本行历史，每周两学时，所以我的精力主要放在俄语上。无论教什么课，我对自己的教学是自信的，学生反映也普遍较好。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一堂课，对穿过”，意思是说一个老师，只要上一堂课，就能看出老师水平的高低，似乎还很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论断。我至今还敢说，我讲的每一堂课，都对得起学生、家长和我自己。即使教学任务繁忙，我总是挤出时间，钻研专业知识，在灯下一坐半夜，读资料、写笔记、记卡片，我相信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一点一滴的积累，是过程，也是乐趣，总有发挥作用的时候。
五
从我开始，此后每年都有大学本科毕业生分到竹山县工作。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竹山较为闭塞落后，发展显得迟缓，许多新鲜事物很少见到。例如，穿皮鞋要擦油，以保护皮革。但当时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至于为了避免非议，出门时，先在墙角撮一把灰，撒在鞋面上。再如，在堵河游泳，这既是锻炼身体，也是一种享受，但当地人只会“打狗刨子”等一两种泳姿，后来才知道有蛙泳、蝶泳、侧泳、爬泳、仰泳等许多花样，而且慢慢也推广开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都有一批各种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分到竹山，总数有多少我不知道，但这一批人不仅带去了各专业的新知识，更带去了新的观点和新的风气。这批人虽戴着“臭老九”的帽子，但像臭豆腐一样，嗅起来臭，吃起来香，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责尽力，还是很能办事的，无疑对竹山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我自己邈乎小矣，不足为道，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必须为这个群体说几句公道话。这一批由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能
生活在竹山，感觉到它处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之中。刚去时小小的县城（我估计它只有万人左右），封闭简陋，无电无自来水，出门时怕引起别人的不满，还得要注意衣着穿戴，不要标
六
1959 年8 月，我在《史学月刊》上发表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思想》一文，我本着对前辈的崇敬，以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当时的背景，从李大钊的文章或讲话中，分析归纳总结而成，大约五千字左右，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自认为还有些内容和新见解，于是寄给了《史学月刊》。此前我与该刊无任何来往，也不认识该刊的任何人，谁知寄去第二月，即蒙该刊全文发表，未做任何删改。不久就给我寄来了96 元的稿费，当时这是一笔较大的收入，是我每月生活费的3倍还多一点，我立即到书店（大街南门坎相邻）买了几十本书。
这一件小小的事，却招来了无妄之灾。有人以我盗用公民权为名（其实中央对中了“阳谋”的人，仍享有公民权早有规定，毛泽东也在一次讲话中有所说明），组织高年级学生和全体教师对我进行批斗。我似乎很认真地带着笔记本坐在前面，接受批斗，其实我心中知道，这必然是一场毫无结果的批判。我知道学校里真正能知道这篇文章内容和价值的人，寥寥无几，怎样能对其内容进行批判哩！果然批斗会毫无结果，草草收场，只是满足了某些人整我的需要。
一两个月以后，接到了低我两届的中学同学范世华的来信（她当时正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信中说老师把你的大作《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列为写毕业论文必读的参考材料。同样一篇文章，在县城的中学里受到批判，在高等学府里却受到重视肯定，真是那个时期的咄咄怪事！
还有一件值得一记的事。批斗会结束的当晚，我正坐在宿舍里喝水休息，咚！咚！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朱士舜同学走了进来，对我说：“匡老师，莫要往心里去，没有啥子的，我们同学尊重你，支持你！”说完后又站了一会才走。过了不到五分钟，又响起了敲门声，官渡的朱彩俊同学来了，他也说了类似安慰我的话。刚开完斗争会，在那样的政治背景条件下，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没有胆识，没有对我的感情，不敢做这样的事。一方面，我为他们担心，另方面，我受到莫大的安慰，更使我感触良多。
我在竹山前前后后，城里乡下教了二十多年书，学生都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我与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学生尊敬我，我也十分喜爱他们，究其原因我以为有这样几点，第一，必须用正确态度对待学生，师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绝不能以为学生低教师一等，教师可以高高在上，指使学生做这做那，更不能谩骂学生，动不动就把学生训一气；第二，教师必须在业务上有过
记得一次在五堰街头，一辆车子突然停在我面前，下来一个人向我敬礼，并立马从身上掏出钱来，要还给我。我当即愣住了，他说他叫郭光明，当年家里穷，参军时没有钱是我借给他的，现在还给我，我理所当然地没有收。区区一件小事，他一直心怀感激地记在心间，当教师的能不感动吗？1958 年夏，学校办起高中，我一直教他们的历史，1961 年参加高考，临入考场之前，我把他们召集到后面核桃树下，就重点问题（实际上我猜的题）又给他们反复叮嘱了一遍。这是竹山一中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当时有20 多人被高校录取，其中朱士范被湖北财经政法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录取。进校后第一个星期天，他连武汉东南西北都还没有搞清楚，硬是从武昌找到我们家中，去看望我的父母，并对他们说，我能考入大学，匡老师出了力，他猜中了70%的考题（这是他夸大了，主要是他们自己平时学得扎实），并说了许多赞扬的话。有学生如此，夫复何言！教师能不高兴吗？
七
我对竹山风土人情和社情民意的了解及认识，不少是从学生交谈中得来的。一中学生来自全县各地，能够得到的信息量自然很大，但这些都属“耳闻”，要有更清楚了解，还得“亲见”。老实说，能真正与农民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只有很少的几条渠道接近民众。一是家访。寒暑假开学之前，要到学生家里走走，沟通学生家庭与学校的了解，我去得最多的是西乡溢水、宝丰和秦古等地，文峰也去过一两次。那时不通车，来往都是步行，一天大约只能走访一两个学生家。晚饭后，就是与学生家长聊天的好时间，许多风俗习惯，饮食特点，民俗遗存，趣闻琐事……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脑中，用现在时兴的话来说，大量草根性的东西被吸收。
一次从红卫到护架沈发亮家，他妈见到城里老师来了，十分高兴，只是说怎么没有一个伴呢？ 这一带“毛狗子”多，有个啥事咋办？充满了关切之情，随后又用豆腐给我做了一顿饭吃。事后我才知道这叫“懒豆腐”，是用来招待贵客的。
二是带领学生下乡劳动。夏收夏种，秋收秋种是下乡劳动最多的时候，下去劳动少则三天，多则一周，割麦子、挖红薯、插秧、挖地都干过，效果如何？ 不好说。城里来的学生娃子，能干得好到哪里去。生产队里又不好拒绝不要，只好硬着头皮接受，安排一些对队里收成没有多大影响的活路。队长和社员们私下的议论，我也听到过，但能说什么呢？我以为不如安排在自己学校刘家山农场里劳动，还要实在些。
三是下乡调查，写材料。县里曾安排我和另一个老师进驻十转山林场，写全国林业劳动模范陈正宽的先进事迹，县领导们要求是写一篇长篇通讯，如有可能再编一个剧本。那位老师是华师学中文的，接受任务时他没有说什么，我自然更不会提出异议，好在学校教学任务已转给了别的老师，就到十转山扎根去吧。林场有一排瓦房，旁边有一个偏厦是厨房，陈正宽热情接待我们，并引我们在场部走走看看，其实就一排房子，没有什么好看的，连一块苗圃都没有。整个十转山的树木，应该是他的主要业绩所在，他却没有引我们去看，只说走了几十里辛苦了，先休息吧。我们回到住处，立即商量怎么调查、怎么写，讨论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我说：“反正没有时间限制慢慢来吧。”又说：“长篇通讯的标题，叫《苍松不老》。”
这是我到林场之后，看见陈正宽依然身体硬朗时想到的。第二天陈与我们谈了个把小时，随后就要一位姓陈的小伙子，带我们去山上转了一转。我们就这样在林场住了下来，实在没有什么好写的，那个老师要回学校，也不知他向领导说了些什么，他回场以后不几天，领导就通知我们回城，调查也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后来又参加了两三次，为领导写讲话稿而进行的调查，执笔者来之前都定好，我不必操心，跟着一起游玩，或者发表几点无关大局的小意见。倒是后来组织写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的材料，3 人一组，几乎跑遍了全县的公社，一般在公社住两三天，就能写出一篇材料交差。这种下乡调查，对我来说是贴近乡土，深入基层，了解风土民情的好机会。
正是通过这几条渠道，使我对竹山人民的了解日益加深，竹山人民宽厚大度、善良朴实、勤劳节俭的好品质，深深感染、教育了我，我与这方土地和人民自然就建立了感情，成为我在竹山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把竹山当成第二故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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