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1920年7月19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那时，全世界的人口是17.5亿，其中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是12.5亿。列宁讲，殖民主义使世界上大多数人受奴役，“我们懂得，125000万人依附于一小撮富翁，处于无法生存的境地，这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民群众，首先是125000万人，即全世界70%的人口的贫困、破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天的世界又怎样呢？我们看到，一些西方国家正在通过“民主人权输出”等各种新的手段继续干涉、控制、支配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力图建立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确保其“独家处在整个社会生物链的最高端”的国际秩序。

　　一、西方“民主人权输出”的历史由来

　　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开始，资本开始了原始积累的过程。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就是早期殖民主义兴起的历史。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殖民主义正是这种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产物。为了1%人的利益，早期殖民主义者用野蛮的血与火在世界范围内对99%的人民进行征服和掠夺。
　　依靠军事力量，殖民主义者在世界各地进行掠夺。正是凭借着殖民扩张，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6世纪实现了自己经济的繁荣和霸权。如葡萄牙在1493—1600年间，从非洲运回了27.6万公斤的黄金；在对巴西300年的统治中，又运回了价值6亿美元的黄金和3亿美元的钻石。葡萄牙对拉美国家300年的殖民扩张中，共运回黄金250万公斤，白银1亿公斤。而西班牙在1521—1544年中从美洲运回的黄金，每年平均为2900公斤，白银30700公斤；1545—1560年，则上升到每年黄金5500公斤，白银24.6万公斤。
　　依靠军事力量，殖民主义者在非洲贩卖黑人奴隶，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暴行。据黑人著名历史学家W.E.B.杜波依斯估计，被殖民主义者从非洲贩卖到美洲大陆的黑人奴隶，16世纪为90万人，17世纪为275万人,18世纪为700万人，19世纪为400万人，共计约1500万人。这只是活着到达美洲大陆的奴隶人数，在运输过程中被折磨致死的人数更是达到活着人数的数倍，很多学者认为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了1.5亿人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
　　殖民者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工业开始发展起来。进一步占领世界市场、倾销本国商品成为19世纪殖民主义的新要求。1818—1836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1850年，英国对印度的棉纺织品输出占英国棉纺织品输出总值的65％。殖民当局规定，英国输入印度的货物只收极低的税，甚至免税，印度纺织品在本国销售，却要交极高的内地税。在英国控制下，印度棉织工业急剧衰败，著名纺织业中心达卡，人口从15万减少到3—4万，无数手工业者因此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当时的印度总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英国为了获得中国的茶叶，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进行鸦片倾销。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是2000箱，1820年为5147箱，1821年为7000箱，1824年为12639箱，1834年为21785箱，1837年为39000箱，1856年已经超过56000箱（总值3500万美元，是英国政府1856年财政收入的1/6）。倾销鸦片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但鸦片贸易这两点都做到了。
     进入20世纪，伴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拉开了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的大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亚诞生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为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迅猛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使得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终于土崩瓦解。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并不甘心在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中的失败，而是更多地依赖“软实力”大行其道，向外输出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人士宣称冷战的胜利是自由民主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证明西式的自由、民主、人权是不可抗拒的“普世价值”。
    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幌子，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垄断别国的发展思路，控制别国的金融命脉，干涉别国的政治进程，切碎别国的文化传统，干预别国的内政，它们用普世主义的价值观抹杀文化多样化的现实，用经济全球化否定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用西式民主模式冒充“普世民主”，用人权打压国权。它们先是从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想上抽象地宣传自由、民主、人权，而后借助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和舆论控制力，垄断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释权，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权观和民主制度幻化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模式，诱导人们以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来检视本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发现本国的“差距”和“缺陷”，在质疑和批判本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同时成为西方的“自觉”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