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　萧洪恩

　　竹山文明村镇建设是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它已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文明”的范畴，也超越了中央二十字的“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如果说中央的二十字要求是面向全国的话，竹山的“十星”、“六大工程”已走在了前面，具有在全国农村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上的推广意义，甚至会泛化为一种新的农村现代化建设道路模式。
　　一、竹山的经验说明，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成熟
　　根据中外“三农”问题解决的经验，制度、观念（特别是发展观）、文化、积累等，应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性要件。制度问题是一个基础性问题，直接制约“三农”问题的解决方式与前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清末民初、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揭示了中国农村存在的非制度层面的问题，并采取了一些即使是现在也仍然有效的方法，但因不具备制度基础，这些实践即使不说是失败，至少也可以说是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度问题总算解决了，我们解决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障碍，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制度平台。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我们在观念上，特别是在发展观问题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使“三农”问题的解决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虽然也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典型，但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是很不适应的。如二元社会及相应的发展思路、单打一的发展路径等，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一种观念问题，一种发展观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干部群众进行了艰苦的发展观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文明村镇建设的萌芽，直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应该说新的发展观已“见龙（农）在田”，在湖北省涌现出的众多典型中，竹山的探索就正好是这一过程中长抓不懈的实践形式与理论总结。
　　竹山的实践是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土壤中的。竹山本身至少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女娲创世神话就发生在这里，女娲的人文情怀、因应自然以改造自然完善自然的奋斗精神、女娲神话的集体主义精神及团结互助精神等，影响至为深广。加上长期受中华文化的培育，中华文化的刚健精神、互助精神等，深深地影响着竹山人民。无论是“十星”创建还是“六大工程”，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中华文化精神。关于这方面，如果从具体做法中分析，就至为显明，此不具述。我们只是想由此说明，竹山的实践是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基础的。实际中，包括竹山实践在内的整个文明村镇建设都具备了这一基础，甚至于还可以从韩国新农村建设中找到这种中华文明的基因。
　　此外，不少专家学者已经阐明，现在的中国，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加总已经占到GDP的近20%，加上预算外财政，整个财政规模占GDP的比重近30%。一般来说，这一水平已经具备了由国家财政主导来提供农村公共品开支的条件。也就是说，从经济积累的角度说，中国也具有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时机。
　　二、竹山的经验是一种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
　　在西方，甚至包括东方的日本在内，现代化建设走的是一条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因城市化而出现“过疏化”问题，并被认为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中国农村当前也有了这种现象。但是，这种现象、这种现代化模式的普遍价值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是：中国庞大的国土面积、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等中国特色的背景。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城市化速度，到2050年，中国将还有八亿人生活在农村，仍然是一个“二元社会”；中国人的“吃”的问题始终只能自己种田解决，不能指望国际购买，加上中国的耕地结构，最终的希望仍然是农村；中国人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决定我们不能走西方化的农业规模经营的老路（羊吃人），但又必须对传统农业、传统农民和农村进行现代改造，实现由“耕者有其田”到“耕者有其业”的转变。而竹山的“十星”和“六大工程”建设，正好是在立足农村的基础上，通过文明创建实现了对“传统三农”的现代性创造，并取得了有效成就。因此，可以认为，竹山的经验是一种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这种探索成果集中体现在使传统“三农”实现就地现代化这一点上，特别是这一探索能做到上下联动，即使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的互动。
　　三、竹山可走文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化化的现代化建设之路
　　竹山资源丰富，但主要的优势资源是水电与文化。根据这一实际，竹山的未来的“十星”、“六大工程”建设，应抓住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机遇，抓住文化做文章，一方面是实现从管理文化到经营文化、从文化事业到文化产业、从文化传承到文化开发的转变，打造一个强势文化产业，并超越现行统计口径的文化产业范围。另一方面则是使其他的产业，其中特别是最有优势的水电产业文化化，赋予其他产业更多的文化内涵，使竹山的现代化建设体现绿色、生态、文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