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  王茂卿

“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萧贻臭万千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土俦。”缅怀在“二七”大罢工中慷慨赴义的施洋时，人们常用董必武的题诗来表达对施洋的崇敬。施洋的人间大义，不仅仅是身为律师的仗义执言，更是一名共产党人秉持的大仁大义、一位工人运动先驱熔炼的忠肝义胆。施洋取义成仁，至今犹觉大义凛然。

施洋出生于秦巴山区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11岁才入私塾读书，14岁又过继给孀居而无子的伯母，挑起生活的重担。他上山砍柴，进田栽秧，下河挑水，有时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他从不叫苦。直到18岁，在岳父母的资助下，他才到郧阳府立初等农业学堂读书。青少年时期的贫困生活磨练了施洋的意志，也不知不觉地涵养了他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儒家学说中的微言大义为他注入了忧国忧民的因子，当社会剧变、国步艰难之时，施洋挺身而出，自觉担当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寻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施洋的青少年正处于中国最黑暗的晚清时期，辛亥革命的爆发，如同醍醐灌顶一般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他当时还在郧阳府立中等农业学堂读书，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他当即剪掉辫子，欢庆辛亥革命的爆发。回到家乡，他又动员母亲和妻子放足，表达对革命的认同，推动当地群众思想认识的转化。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开办学校、创办农会，但这些固然能发挥一定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痼疾。施洋再次走出山门，来到武汉，他最终选择了律师作为职业，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但是，律师只是他的职业，他的追求远远超越了这一职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美﹑日、中等二十七个国家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作为战胜国，中国代表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中日“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项权利等。但会议无视中国的合理要求，并在对德和约中，把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全部权益“让与日本”。消息传出，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施洋在武汉积极声援学生运动，并发起成立湖北各界联合会，辗转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在上海参与筹建全国各界联合会。这一阶段里，施洋希望通过群众运动的途径，形成一定声势，从而影响国家宏观决策。

从上海回到武汉后，施洋发起成立湖北平民教育社。他在发起宣言中说：“现在我国的弊病，最大的莫过于教育未能普及，实业未能振兴。所以，才至于贫弱，受人家的欺侮，受别人的愤愤侵略，我们忍气吞声，莫可如何。现在医这个弊病，只有从实业、教育两方面着手。”

同时，在“国民大会”的思潮中，施洋也与湖北各界联合会、武汉学生各界联合会讨论召集办法，施洋说：“国民大会完全是人民自动的，不是为那方面所被动的召集方法。 本席主张函致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请其迅速召集临时会，议决召集方法，免蹈洪宪时代制造民意之前车。”国民大会的主旨在于“一切重大问题，由国民公决”。施洋在散发的传单中写道：“我们既是国民的主人公，就应该知道国民的自主、自决、自治，再靠现在的政府是靠不住的了，他们那一种解决时局的办法，都不是我们民意所希望的、承认的、满足的。你看他们南与南争、北与北斗，弄得四分五裂，是不是我们国民的民意呢？我想绝不是的。这是他们欺负我们的主人公懦弱，大胆地搭伙结党，争他们的私权私利，不过借着维持地方秩序的美名，来巩固他们的饭碗、地盘罢了。用的兵费，是我们国民的血汗财产；刮的地皮，是我们国民的脂膏；争的地盘，是我们国民的土地。若是任他们这样一塌糊涂地解决，不知要糟到什么田地了！”

施洋还设想将国民大会的办法用于推动湖北自治。他说：“我们现在运动的自治与从前不同。从前多以自治补助官治之不及为自治的意义，这是抄袭日本式自治，等于无自治！于今的自治，应本国民自决的、让各省自治，让各省自决的、自动的、自由的、瑞士式的（作者注：意为民主）、德谟克拉西（指一地的政府由当地的人来管理）的真精神向前进行，那才是自治真谛。”

基于对现实的极度失望，施洋设想的国民大会其实是无政府主义，他提出的湖北自治办法也存在极端民主化倾向，虽然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却断然行不通。施洋很快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无政府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在理想上是极高明的，然而在事实上没有着手的办法；若要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苏俄的成功是我们的最好的榜样。”

林育南分析施洋思想转变过程的时候说：“文化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他抱着极端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后来经过入京请愿及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各种奋斗，牺牲许多心血，而政治之黑暗、外交之险恶仍故，他的思想渐渐起了变化。对于现存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由怀疑而不信任，由是而渐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当时他在实际行动上，如平民教育运动、文化宣传运动、驱王自治运动等，都感觉目前政治经济的压迫，无政府主义空阔而不能解决此种问题。他由是觉得由劳苦群众的力量作政治经济的必要，他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报，征之实际的经验，于是笃信共产主义了。”

这充分表明，经过长期、艰苦、积极地探寻，施洋找到了医治中国弊病的良药——马克思主义，而共产主义就成为了他的理想。从此，施洋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的生命。

救国：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施洋的社会实践从他开办学校、创办农会时就开始了。1912年，施洋回到家乡，“骤入乡村，觉人民知识之闭塞，生活之简陋，非积极变革不可”，“其攻击旧社会之罪恶，破除迷信，提倡爱国及教育实业，并灌输人民以应有常识，不遗余力”。施洋救国救民的初心只是蕴藏在改变家乡面貌的行动上，但他担当使命的实干家特质已经显露无疑。办学校，他是校长、教员、勤杂一肩挑。办农会，他担任副会长兼任宣讲员，而且一改过去寡言少语的习性，变得激情澎湃，“不择地，不择人，凡遇有乡人婚丧祀神演戏等集会之机会，即向人讲演，如教徒之传教，精诚所至，听者无不被感染”。

施洋对家乡人民的爱一直是浓烈的。1920年夏秋之际，竹山县遭遇特大旱灾，人吃草木，哀鸿遍野，竹山县旅省同乡会组织赈灾会，施洋在担任文书科长之余，还到处演讲，到处募捐，“他日夜奔走，无片刻的休息。他偕他的夫人于寒天大雨淋漓之下，在武汉街道上向行人哀求捐款”。

对施洋来说，律师不是谋生发财的手段，而是保障人权、伸张正义的工具。“穷苦的人有事找他，他是非常乐于帮助的。他为他们奔走，不辞劳瘁，他不独不要丝毫的报酬，而且反以所有者接济他们。‘贫民的拥护者’‘劳工的律师’——他的声名因之而扬溢于武汉了。”

那时的武汉，最苦的是汉口租界里的人力车夫。居住在汉口花楼街的施洋，十分清楚车夫们的境况。他们受到外国领事、巡捕及中外资本家、包头的层层压迫，终日做牛做马，却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1921年12月，租界人力车行宣布加租到每车每天1000文钱，施洋积极参与指导车夫们反抗加租，并起草罢工宣言，提出一要成立车夫工会，二要取消加租，三要把租金从原租金800文降低到600文。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后改为武汉分部）及施洋的指导下，罢工取得了胜利。但施洋还不满足，他担任了车夫工会的法律顾问和对外的全权代表，又多方筹措资金，历时数月，建成车夫会所，使租界人力车夫有了一个议事、休息之所。在施洋牺牲4年之后，车夫张善孚深情地回忆说：“回忆4年前，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施先生，在吴贼军阀和洋资本家严厉压迫之下，冒险为我们组织工会，使我们数千车夫力量集中，行动统一，为我们建造工会会址尝了千辛万苦，负担了许多欠债，卒将我们广大之会所建成。施先生以我们为劳苦群众中最受痛苦，无寒暑，无昼夜，每天拉着雨梗杆，工资不够两餐饭。施先生要提高我们生活，反抗剥削我们的资本家，竟抱着身入地狱的志愿，换装变服，亲自参加我们的队伍，指挥我们工友全体作反租运动……”

在工人运动中，施洋共担任了28个工会的法律顾问，为数万名工人提供法律援助，没有报酬也竭尽全力去做。“君死，天下冤愤，为之谋昭雪者，颇有其人。工人闻之，无不叹息涕泣，如丧考妣”。这充分证明：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施洋一以贯之的另一条活动主线源自于对国家的无比热爱。施洋参加五四运动是如此，创办湖北平民教育社也是如此。他在平民教育社的的成立大会说：“从本处做起，以发展平民教育，使一般人民，有了必要的知识，知道国家是什么，国家和他们有什么关系，那时他们自然知道要爱国的方法，以尽国民的责任……可知平民教育是救中国的根本政策，这是我们平民教育社的宗旨。”

他创办中韩互助社也是强烈的爱国心使然。朝鲜半岛长期是中国中原王朝的藩属国，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不仅放弃了朝鲜半岛的宗主权，还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堪称中韩两国的共同敌人。1910年，韩国与日本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韩国皇帝陛下将关于韩国全部一切统治权，完全且永久让于日本国皇帝陛下”，朝鲜半岛从此沦为日本殖民地。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并派出人员联络中国教育文化界、政界及军界的有志之士，组成中韩互助社、中韩国民互助社、中韩协会等抗日团体。支持韩国独立就是削弱日本力量，就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就是维护中国权益。韩方人员慕名找到施洋后，施洋积极奔走，筹建了汉口中韩互助社。此后，施洋还帮助营救韩方人员、为韩方人员募捐，还在上海发表演讲，大力支持朝鲜人民的独立运动。

对待俄国也是如此。在晚清时期，沙皇俄国通过战争等手段，攫取了中国大片国土。1917年10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列宁宣布，不承认沙俄时期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919年7月25日，列宁发表了《对中国人民及对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布对于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东北地区攫取的土地，全部放弃并且归还中国。当然，天上不会掉馅饼，列宁归还领土是有条件的，一是中国必须要承认俄罗斯苏维埃政权的合法地位，并且保证不会干涉俄国的内政，二是中国放弃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以此表明中国不和那些肮脏的帝国主义国家同流合污。施洋那时候还不完全理解苏维埃的含义，只称之为“劳农政府”，他撰写了《对俄应即自由地承认劳农政府》，从地理、条约、侨民等方面作了论证，呼吁承认苏维埃俄国：“今俄之劳农政府以一纸通牒取消之、退还之，在我国为感其盛情起见，就当承认劳农政府，以为真诚之答谢。”

施洋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目睹时艰，痛心国难，千仇万恨，创重痛深，来日大难，前途尚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施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不推倒军阀，是绝无生路！把消灭军阀与外力的革命做到了，我们才能干我们最后的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所以，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工人运动，直到牺牲。临刑前，执法官假惺惺地问：“要不要写家信？有没有遗嘱？”施洋厉声说：“中华民国就是我的家！”

知子莫若父。施洋牺牲后。他的父亲在家书中写道：“你大哥生平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真是为民能致其身，算是普通世界的人，不是我一家一县之人……”这是对施洋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最好的注释。

斗法：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施洋上过警察学校，就读过湖北私立政法学校，毕业成绩甲等第一，担任律师不久就被推举为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还是武昌政法讲习所的教授，堪称法律专家。但他没有去钻营养尊处优的优渥生活，而是把精力投入到与资本家、军阀乃至反动法律机关的斗争中来。在“斗法”的过程中，施洋既有机智灵活、见招拆招的斗争智慧，又有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斗争气概。

创办湖北各界联合会时，主政湖北的军阀王占元百般刁难，就是不予同意。施洋迫不得已，连夜北上，寻求湖北名宿的支持，并参加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的爱国活动。回来后，为了不必要的麻烦，他特地登报声明仍持律师业务。在成立湖北平民教育社时，施洋提前把宣言、简章报送汉口警署备案，开成立大会时，警署、警察厅及镇守使署都派人到场，从程序、规章制订等各方面无可挑剔，即使“一些腐败顽固的冬烘学究们，不知平民教育为何物，说平民教育是过激派”，平民教育社还是通过审批，在武汉设立了7所平民学校。1922年粤汉路工人罢工胜利后，湖北督军萧耀南已有心抓捕施洋，施洋从上海回到武汉，又登报声明从事律师工作，用光明正大的方式再一次化险为夷。

当需要登高而呼、挺身而出的时候，施洋有不畏权贵、不畏军阀的英雄气概。1921年王占元部队因数月无饷而多次哗变，烧劫奸杀，无恶不作。6月7日，王占元的嫡系部队也在武昌城内哗变，到处烧杀抢掠——如此境况之下，法律还有什么作用？施洋第二天从汉口冒险赶到武昌进行调查，回汉口后以湖北各界联合会名义连续发布7则通电，披露兵变惨状，揭露王占元罪恶，呼吁各界共同努力把王占元赶出湖北。王占元明令通缉施洋，施洋化装离开武汉，到湖南长沙继续进行“驱王自治”活动，直到把王占元赶出湖北。

在长期的斗争中，施洋认识到，没有民众的基础——民众的组织与武装，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要组织群众，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和组织，提高群众的觉悟，培养群众——尤其是最受压迫的劳苦群众的战斗能力。同时，施洋也清醒认识到，在反动军阀统治下，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不牺牲不奋斗是得不到胜利的”。

“自由代价，惟血与泪。”施洋也知道，资产阶级的法律是虚伪的。他常说:“我们的革命是多方面的,如果能用血淋淋的事实说明资产阶级的法律是骗人的,是不兑现的支票,就是在群众面前瓦解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就是打垮了反动统治机器的一部分。为得执行法律,如果被他们杀害或是关监,我们就是求仁得仁。一个革命家同反动统治阶级如果不面对面地多打几个回合,反动统治阶级也不会垮,革命事业也不会成功!”

在工人运动中，施洋总是说在前面，做在前面，冲在前面。包惠僧说：“施洋不怕坐监不怕杀头,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是我们的同志与工人群众所共知的。他在每一次的工人罢工运动中,都是不顾一切,勇往直前。”在京汉铁路罢工运动中,施洋经常同工会与工人群众在一起斗争,敌人非常仇视他。在汉口人力车夫罢工中，施洋混入罢工车夫队伍里，在租界巡捕的严密监控下寻找机会与车夫交流，鼓励车夫们与资本家、租界军警进行斗争，他说：“大家齐心协力，坚持到底，我们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当尽力援助你们，一切危险牺牲，我都不怕。困苦的同胞们啊，紧紧的团结坚持啊。”

1923年1月15日，在纪念德国工人运动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女士的追悼会上，施洋在演讲中说：“军阀的杀工人和工人的领袖，是不免的。因为工人奋斗的目的，不独要打倒资本家，在目前尤其急要的是打倒万恶的军阀和勾结军阀宰割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他们为主义，为革命，为无产阶级，与奸贼战，与仇敌战，与一切反动的黑暗势力战。他们用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头颅、他们的热血去争取主义的成功、革命的成功、无产阶级解放的成功。但他们已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我们劳苦的同胞离解放的道途尚远，留下的重担和未走完的路途，在我和我们同志的肩膀上！辽远的路途和艰难的重负，我们前仆后起，不断的前进，终有达到之一日。同志呵！不用悲伤！不用畏怯！我们一同踏着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黄、庞①等失败的血迹而前进！”

半个月后，施洋受聘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法律顾问。他和工人们一起奔赴郑州举行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他沿途演讲，与全副武装的军警对抗直至总工会成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施洋又与湖北工团联合会的同志商议援助罢工工人的办法和万人游行示威活动。2月7日，施洋被抓捕。

2月15日，大年三十的清晨，施洋被枪杀于武昌洪山。临刑前，他还发出战斗的宣言：“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做走狗的人，一起食肉寝皮！”李求实说：“施洋的死，乃是全国民众合力打倒军阀建设新国家的导火索。”呜呼！生为人杰，死亦英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就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林育南说：“伯高在湖北做劳动运动，是开始的第一人，那时就是全国做劳动运动的亦属寥寥无几。他赤手空拳，毫无凭借，而投身于加入最贫苦、最悲惨、最为人鄙视践踏的劳苦大众之中。”

在律师工作中，施洋就十分注重维护劳工权益，并尽可能地帮助劳工。这时的施洋，或许凭赖的是善良的品性、朴素的正义感和打抱不平的社会责任感，当他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劳动运动后，就热情投身于劳动运动，积极加入到党的队伍，并坚决执行党的纲领和任务。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作出的第一个决议，就强调“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要求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普遍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等人在武汉建立长江分部，施洋成为长江分部的法律顾问。12月，施洋与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共同领导了汉口租界车夫工人罢工，并负责起草《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罢工期间，车夫生活困难，施洋又组织“车夫讨饭团”，既进行了流行示威，又为工人争取了救济。罢工胜利后，施洋又组织成立车夫工会，按照相应办法选举成立执行委员会，使广大车夫能够自我管理、有组织地维护自身权益。此后，施洋相继参与组建了京汉铁路江岸、粤汉铁路湘鄂段、扬子江机器厂、汉阳钢铁厂等多家工人俱乐部。林育南说：“伯高是武汉劳动运动的一个打头阵的急先锋，同时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最富有谋略的司令者。”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施洋始终自觉与党保持着高度一致。

1922年７月，党的“二大”提出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并作出《关于工会运动和共产党的决议案》，要求“共产党无论在哪种劳动运动中，他都要是‘先锋’和‘头脑’，决不可不注意任何工会活动，并要能适当的、诚实的和勇敢的率领工会运动”。施洋在工人运动中一直是这么做的，也一直忠实地宣传、贯彻、执行着党的纲领和任务。

1922年12月，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工会——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施洋应邀发表演讲，他猛烈抨击了国际资本主义，他说：“我们要知道压迫我们的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即是一般(帮)不劳而食、坐拥万金，吸取我们劳动者的膏血以滋养他们蠢笨的肥躯的资本家。但是我们的中国资本家，还没有强盛起来，他们的生命还是握在外国资本家手里，我们中国资本家，还是跪在外国资本家脚下，摇尾乞怜以求苟活，他们还不配做我们的对手。他们比我们还更可怜，他们那里够得上做我们的敌人。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外国资本家，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国际帝国主义者许多年来，用武力和经济两重强大的势力掠夺我们，把我们弄得非常苦痛悲惨的地位，这不独是我们劳动阶级为然，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切中国的民众，都是受同样的压迫。我们全中国的同胞们，大家应该觉醒，国际的帝国资本主义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一致的反抗。劳动阶级的同胞们，资本主义是我们的仇敌，国际(英、美、日、法等)资本主义是我们全国民众的共同仇敌，我们要率领我们全中国的民众，去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呀！”

1923年1月30日，施洋去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信阳车站又愤怒谴责军阀吴佩孚。吴佩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阀，部队驻扎在京汉铁路沿线，京汉铁路的营运收入是其部队军饷的重要来源。总工会的成立本来得到了铁路部门的允许，但吴佩孚却电令不许开会。施洋与吴佩孚早有交往，但这时彻底看清了吴佩孚的反动本质，说：“工友们！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民国的约法上明白规定。我们工人创造的功劳甚大，在人民中占重要的地位，为什么不能享受约法上之自由？军阀吴佩孚等，野心勃勃，南征北剿，不是依赖我们制造武器及交通运输的工人么?他的生命，他的势力都是建立在我们身上，他不知感恩，反要摧残我们，压迫我们，剥夺我们在约法上应有的权利！工友们！这是何等的道理?这种横逆之来，我们岂能忍受？现在压迫之来，是不或免的，我们当此大敌在前，当然有进无退，善自防卫。工友们！努力奋斗啊！”

铁肩担道义，赤胆壮刑场。对党的任务，施洋有进无退。即使子弹穿透了胸膛，他仍然高呼着“劳工万岁”。那是对党的绝对忠诚，对工人运动的无限执着，对劳动人民的无比热爱。毛泽东同志说：“施洋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毫无疑问，施洋的革命实践表现了伟大建党精神，它将激励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砥砺前行。

作者单位：竹山县档案馆（史志研究中心）

竹山县上庸镇九年一贯制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