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扎根基层、直面群众的一线工作者，我们在日常矛盾调解与群众诉求处理中，深刻感受到“信访不信法”现象对基层治理带来的挑战。这一问题背后，既折射出群众诉求表达的现实困境，也反映出法治建设在基层落地的薄弱环节。唯有抽丝剥茧、深挖根源，才能找准症结、靶向施策。

法律认知的“迷雾”与路径依赖

部分群众对法律程序存在认知盲区，将诉讼视为“门槛高、周期长、成本大”的维权方式。面对复杂的法律条文、严格的举证规则和冗长的司法流程，群众容易产生畏难情绪，转而选择看似“短平快”的信访渠道。加之部分群众长期形成“找政府比找法院更管用”的思维定式，将信访当作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忽略了法律在权利救济中的核心地位。

法治实践的“温差”与信任危机

个别司法案件执行不到位、历史遗留问题久拖未决，让群众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怀疑。例如，基层曾出现合同纠纷判决后执行受阻、侵权赔偿难以落实等情况，导致群众产生“赢了官司输了权益”的挫败感。此外，一些基层干部在处理矛盾时，优先以安抚性措施息事宁人，间接强化了群众“信访能施压、能见效”的认知，一定程度削弱了法律公信力。

制度衔接的“断点”与资源短板

当前，信访与司法程序的衔接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存在职能交叉、界限模糊等问题。群众在维权时往往难以判断哪些问题适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哪些属于信访受理范畴，导致重复反映、多头投诉。同时，基层法律服务资源相对匮乏，部分偏远地区缺乏专业法律咨询点，法律援助覆盖面不足，群众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客观上加剧了对信访渠道的依赖。

文化传统的“惯性”与观念桎梏

受“厌讼”“息讼”等传统观念影响，部分群众将对簿公堂视为“撕破脸皮”的无奈之举，更倾向通过非对抗性方式解决矛盾。此外，“信访不信法”还夹杂着“越访越灵”的侥幸心理，部分群众认为通过越级上访、群体上访等方式能引起上级重视，进而实现诉求，这种错误认知为信访乱象埋下隐患。

破解“信访不信法”困局，是基层法治建设的必答题。作为基层干部，我们既要理解群众的现实焦虑，更要扛起普法释法、完善机制的责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问题解决，逐步引导群众形成“信法不信访”的行动自觉，让法治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坚实基石。（龚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