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迅（右）讲述旅行途中的见闻。

　　■文、图/记者 罗伟 张建波

　　对于寻常百姓而言，农民和“当代徐霞客”、“人类素质学奠基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竹山官渡镇农民卢迅，却成功地将这些概念组合在了一起。通过努力，他写就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小学未毕业，刻苦啃“天书”

　　卢迅原名卢传华，出生于1954年，父母都是竹山县官渡镇的普通农民。他小时候家里很穷，靠母亲给人做短工、纳鞋底维持生计。
　　母亲送卢传华上学那天，老师测试他能分清象棋子上的红字与蓝字，还能从1数到100，便说：这孩子还聪明，我们收下了。
　　卢传华念到小学三年级时，“文革”开始了。后来，他不得不辍学回家务农。
　　稍大一点后，他到处打短工，却因为没文化，常常遭人白眼。他想，要改变命运，必须读书。不能上学，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开始自学。
　　自学是从一个个生字、一个个生词学起。后来，他竟然捧着诸如《资本论》、《西方美学史》等“天书”读起来。
　　当年，卢传华打工一个月只有30元收入。但是，他却花45元买来镇上惟一的一套《鲁迅全集》，在家里昼夜研读。为了表达对鲁迅的景仰，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卢迅。对他的刻苦,村民们无不竖大拇指。就连镇上的干部和老师，也对他这个农民刮目相看。

　　游历全中国，考察人素质

　　当自学使卢迅的知识积淀起来、思想深厚起来之后，他的脑海中就出现了很多与农民身份不符的念头和想法。其中，他尤其关注国民素质问题。他从自身的际遇，看到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由此导致的恶性循环怪圈。于是，他突发奇想：走出大山，考察国民素质。
　　1987年10月的一天，卢迅借了不足500元钱，没敢与妻子和刚刚出生100天的小女儿告别，背着30多本社会科学名著，悄然踏上徒步考察之路。
　　之后的7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全国20多个省，行程10多万公里。考察途中，他写下200多万字的笔记，并拍摄了1万多幅照片。每天，他背着行囊，孤独地跋涉在异乡的路上，去读社会这部真书，这部奇书，这部大书，这部活书。
　　他受的苦，非常人可以想像。在陕西丹凤县考察时，他患了重感冒，高烧10余天，躺在简陋的小旅店里，冷汗将厚重的棉被都浸湿了。在三亚考察时，他的旅行包被盗，大量考察资料丢失，绝望之际，他深夜在大海边徘徊，差一点投海。在昆明时，他身上只剩下1元钱，他就沿途打工，在货场扛包，在工地搬砖，在邮局门前代人写信，在法院门前代人写诉状。在贵州山区行走时，他曾两天没吃饭，后来遇到一个好心老人，他一连吃了6大碗苞谷饭。在天津大邱庄考察时，他住不起5元一天的小店，露宿在草堆里，半夜被刺猬咬醒。
　　考察途中，卢迅也得到过好心人的资助，甚至得到盗贼的“资助”。一次在贵州乌蒙山区，卢迅路遇几个盗贼。盗贼翻开他的行李箱，发现他是一个穷书生，竟“良心发现”，资助他20元钱。
　　卢迅得知老父去世的消息，却没能赶回竹山奔丧。因为当时他正跋涉在云贵高原的大山里，只能面对家乡方向放声大哭。
　　徒步旅行最费的是鞋子。7年间，卢迅穿破了80多双鞋子，其中大部分是他从城市的垃圾堆里捡来的。他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路走得越多，脚长得越大，他原来穿40码的鞋子，后来要穿42码的。因他徒步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被誉为“当代徐霞客”。

　　见闻促深思，提笔写“大书”

　　徒步游历时，卢迅每天如同乞丐。他吃过残羹剩饭，露宿过田野、草垛、车站、码头，被人骂过打过，被公安机关当成嫌疑人审讯过，被偷过骗过抢过……但是，他的收获巨大。他获得200多万字的第一手材料和重达200公斤的第二手资料，拍摄的反映各地生态、民俗、风物和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生活的照片达5000多幅。对于他来说，苦难和艰辛让他读了一部“中国活书”。
　　游历途中的所见所闻，也引发了他深层次的思考。
　　卢迅认为，国民素质低下，关键在于教育落后。一次，他到川西高原一个村庄考察，他拿出县政府的介绍信，村支书竟然是文盲，村里也没有一个中学生。他找遍全村，竟然没有一支笔、一瓶墨水。

　　在陕西安塞县一个村小学里，他发现孩子们在泥地上做作业，老师也在泥地上“批改”作业。卢迅想到了自己伤心的童年，流着泪把这痛心的一幕拍了下来，以《救救这些跪在地上学习的孩子》为题，发表在《中国日报》和团中央的希望工程画册上，引起社会广泛的共鸣，并为安塞县赢得了10万元“希望工程”基金。
　　卢迅还认为，国民素质低下会导致一系列的恶性循环。在云南，卢迅走进一个少数民族村落，令人震惊的是，村民们还在刻木结绳记事、刀耕火种。政府送来发电机，他们怕机器轰鸣声震怒山神，竟用石头将机器砸坏。政府送来扶贫化肥，农民全部倒在庄稼地里，第二天，庄稼全部烧死了。此后，当地农民再不用化肥。
　　卢迅一边游历一边思考。他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些内容全部写出来。
　　1997年大年初一，万家团圆之际，他自费来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查了一个多月资料后，进入研究写作阶段。他每天伏案十六七个小时，有时不分昼夜。实在困了，就合衣躺一会儿，醒来接着写；饿了，就用开水冲碗剩饭。他全身心地投入，忘了春夏秋冬。有一次，他关在屋里几天没下楼，下楼时膝关节疼痛难忍。长时间的写作打磨后，他终于完成30多万字的《人类素质学》初稿。

　　提出“三元学”，担当奠基人

　　由于长期劳累，书稿完成后卢迅就病倒了，高烧、出冷汗、头痛、心悸，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理，他才得以恢复。　
　　2002年春天，饱含着卢迅汗水、泪水、血水的书稿，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在书中，卢迅首次提出人类素质的三元学说，即人类素质结构元、素质演化元、素质提高元，及三元互为依存、互相促进、轮回循环发展、螺旋上升的规律。他结合中国国情，系统地提出提高人口素质的方法。
　　他的学术成就得到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人才学专家刘茂才说：“卢迅的人类素质学是个新的理论体系、新的学科建设，填补了人学研究的空白。”刘茂才还评价道：“《人类素质学》于我国这个人口大国而又国民素质并不高的国情下，尤为显得意义重大。”一些留美归国的专家看了他的三元理论后，建议他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科研成果，称赞他的科研“对人学研究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空前的学术价值。”卢迅的研究也填补了世界人学研究的空白，被誉为人类素质学的奠基人。
　　多年的不舍追求，卢迅从半文盲起步，循序渐进地学完了大学课程。他先后被中国管理科学院、浙江社科院、四川社科院等10多家科研机构聘为研究员。

　　成立研究所，奋斗为“素质”

　　由于卢迅的经历特别富有传奇色彩，每到一处，他都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以至国家级媒体也竞相采访报道。从当初至今，共有近千家媒体报道了他的传奇事迹，100多家高校邀请他讲学。在包括北大等众多大学讲坛上，卢迅传播他的学说。有学生问：“人类素质学”是否空洞无物？卢迅自信地说，它可以演绎成一种产业。譬如在应试教育状况下，中学生、大学生学了不少的书本知识，却不能迅速有效地应用于社会。他可以设计一种方案，通过几个月的职业培训，迅速将这些书生们转化成社会的实用人才。有学生问，是否“人多力量大”？他说，中国现有13亿人口，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发展预测，最高峰值将达到16亿人口，如不痛下决心提高国民素质，必将成为巨大的人口包袱。
　　在讲坛上，他的传奇经历、生动故事、幽默风格，备受师生欢迎，每场演讲都人满为患，凳子加了再加还容纳不下。很多进不了场的学生围在教室外、趴在窗台上侧着耳朵听。每次演讲完，大学生们纷纷掏钱买他的著作，请他签名。
　　几年前，卢迅在北京注册成立了人类素质研究所，一边研究一边在全国各地讲学。他说：“研究人类素质，推动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我一生的追求。也许我的生命会因奔波、劳累而缩短，但我死也要死在奋斗、跋涉的路上。”
　　寄寓北京数年，卢迅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变化。4月24日，卢迅在从北京到陕西安康讲学途中，特意在家乡十堰逗留数小时，并将两本《人类素质学》捐赠给市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