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春节了，每当此时我就会想起1984年的春节，我没能回家与父母亲一起团年的情景，而沉浸于负疚之中。
　　1984的春节对我们家来说有些特别。从1982年开始随着农村大包干的推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在困境中有了一些变化，过年不仅有饭、有肉吃，而且还能添一些时尚的小东西，比如过年添置一筒新碗或一把新筷子，添置一条新的洗脸毛巾，买一块香皂等，而这在过去，往往只能是母亲的一声声叹惜。在这同一时期，年届六旬的父亲背了10多年的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党组织关系，恢复名义，结束了“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看管、全家被人疏远的状况（我们家不是高干家庭，然而共和国的政治风云并不因为我父亲仅是一个农民身份的生产大队支部书记而遗忘，从“四清”到“文革”累遭审查、武斗），因此我家在经济上改善的同时，精神上也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就连久病的母亲在这几年身体似乎也好了许多。1983年8月，我完成了从高中到中专的学业，从财贸学校毕业分配到与我们老家柳林相邻的洪坪公社供销社从事会计工作。这都给1984年的春节增加了若干幸福欢乐的期待。
　　我们同胞兄妹十人（五男五女），只有五姐、五弟和我与父母一起生活，其他都已成家，各有单独的小家庭。人越少是越不能缺席的。
　　腊月二十日，母亲让五弟背着背篓到我所工作的洪坪供销社，一来让我买一些过年需要的食品烟酒之类的东西，二来是母亲考虑到供销社节前要搞旺季物资供应很忙，供销社职工不回家团年是常有的事，落实一下我春节到底能否回家团年以便父母心中有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五弟告诉我，母亲说今年才参加工作，若领导要你值班的话，看能不能抽空回家团个年再去值班，可见我母亲是如此的通情达理！其实我那时虽然已经参加工作，但在心理上、在处人处事上都跟小孩子样的，对于自己能否回去团年没有勇气去找领导争取或核实，但在心理上还是不忍心放弃回家团年的，加之毕竟供销社离家只有五六十华里路，我就给五弟说我回家团年。
　　腊月二十六日晚，供销社开会宣布从二十七日开始，除值班人员外开始放假，放假期间门市部照常营业到腊月三十日，值班名单不仅有我，而且是供销社值班负责人(供销社领导和办公室其他人员都回家过年，由我负责协调供销社各门市部，各网点值班事宜，负责安排供销社值班人员团年及生活和节日活动，那时的供销社没有什么家属院，职工要么是农村“半边户”，要么家都在外地。一言以蔽之：过年期间我成了供销社“领导”)。供销领导怕我有想法，反复解释，新参加工作的第一年都要值班，这是惯例，供销社办公室只留一人值班，非你莫属了，他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再说你年轻又有文凭也好锻炼锻炼！才参加工作的我，让我值班我那有什么想法。只是当初我只想到可能会值班，却没想到要当这个值班“领导”，因为当了“领导”就要在值班期间负全部责任，万万是不能擅离岗位回家团年的，更重要的是当时又没有电话跟家里说明情况，有点左右为难。
　　从二十七天亮开始，我从早忙到晚有做不完的事，也没有心思想回家团年的事了，腊月三十日晚，我们全体值班人员（约20人）在食堂里吃罢团年饭已是晚九点了！正月初一又带着门市部值班人员到本乡农村居住的供销社领导家拜年（不兴送礼，只放鞭炮，这是当地风俗），从初二开始，在本乡农村居住的职工开始接我们去玩，我们照例只放鞭炮就行了，年过得倒很舒坦。
　　正月初六上班后，领导安排我回家补年假，我才知道父母亲一家人等我回家团年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等到晚上10点，汤煮烂了，菜冷了又热，热了又冷，晚9点母亲让父亲和五弟打着火把走3里山路下山到黄土坡梁子（我所在的洪坪公社要沿河边公路走40华里，然后上山走8华里路才能到我家，站在黄土坡梁子上朝下望，下能看到5华里的山路，能断续看到河边公路20华里，如果有人夜晚持火把手电筒走路便能看到）上观望，没见到亮光，父母他们才开始吃团年饭。父母没有责怪我，只是讲了他们等我的情况，知道我值班很忙，并且放假期间供销社没有出现被盗等事故就放心了，并看到我在单位还有用武之地之地还觉得兴慰。
　　1985年之后的几个春节，我倒是回去了，但我母亲的病已很重了，日渐似有归去的迹象，那几年每年过年全家都笼罩在不祥的阴影之中，1988年5月，母亲65岁时逝世。
　　自此之后，每当过年的时候我就自觉不自觉想起让父母久等我回家团年的事，到我自己的女儿参加工作后，我们盼她回家过年时这种感觉尤甚。2008年女儿大学毕业应聘在一家省级媒体从事播音主持工作，我当时就说，看来你今年是不能回家过年了，果不出所料，台领导告诉她，腊月三十下午2时到正月初一上午9时由她值班。不同的是，她用电话提前告知我们了，我与女儿约定，下午两点整，当我们听到她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吃团年饭。（圣夫岛家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