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楼兰

　　雪，连续下了三天，封住了山路，母亲说，这下过年没有猪肉豆腐炖粉条吃了。学校放假已经一月有余，我们这帮十岁左右的孩子，很少着家。每天除了玩雪还是玩雪，乐此不疲。这山村里，总有一些雪，是一冬也化不掉的。

　　年，在期盼中一步步近了，一个多月来的兴奋走到了极至，好像有一些手足无措的味道。那一小包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糖果；那包在红纸里的壹元压岁钱；还有，就是闹腾了一年的一个心思，可能在年的到来中，变成一场惊喜。年，是孩子眼里的冬日暖阳，和幸福甜蜜划上了等号。

　　年夜饭照例是要丰盛些的。父亲有板有眼地擀着饺子皮，母亲一边麻利地包着饺子，一边和父亲小声地嘀咕着，寄回老家的钱都该收到了，特别是河北农村的爷爷奶奶、还有大伯的一家，全指望着这笔钱过年了。姐在炉子旁手忙脚乱地炸油果果，一张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特别好看。我和妹妹来回穿梭，快活地捣乱，着了急的姐姐将我们狠狠撵出了屋子。

　　刚过了中午，阳光照在积雪上，白得刺眼。一些雪粒化了，顺着屋顶的斜坡淌下，可是未及滴落，便又在寒气中凝结成冰，和原先的冰棒们合在一起，悬在了屋檐下，像极了倒插的生日蜡烛。南院的雪地上一圈明显的足印，那是夜里隔着铁丝的野狼，“望兔兴叹”时留下的。

　　一些麻雀在觅食，在半拉截子土墙上来回蹦哒，小脑袋机敏地左顾右盼。我和妹立即来了精神。扫出一块空地，支上一个简单的架子，再丢上一把苞米，躲在了鸡窝的后面，静等小麻雀上钩。可是，那些小麻雀却鬼精，压根儿不上套，和妹坚持一小会儿，便没了耐心。

　　院门外的斜坡，是附近最好的一条冰道。和妹唤出一帮子同龄的伙伴，一场好戏就开场了。爬犁子（雪撬），冰鞋，来来往往，各显其能。我和妹，好像更热衷于开火车的游戏，一溜儿十个八个，冰面上依次蹲下，向下滑动。间或谁没抓牢前一个的衣服，歪倒了，整个队伍也就乱作一团，喊的、叫的有意地提高嗓门，一阵嬉笑传出老远。

　　天要暗下来的时候，姐的红毛衣出现在家门口，姐的声音很清亮：妹，回家！

　　汗津津地进了屋，一屋子的香气让人直咽口水，很稀罕的大米饭腾腾地窜着热气。羊肉、猪肉、牛肉，还有兔子肉，占据了不大的餐桌。父亲很端正地坐稳了，清清嗓子，说些母亲辛苦了，要我们好好学习之类的话，表情已少了平日里的严肃。母亲笑着给父亲斟上酒，自己也倒上一杯，轻轻碰上一下，看着对方的眼睛，饮下。早找准了目标的我和妹妹，已是先下手为强了。

　　当姐把羊肉水饺端上来的时候，我和妹已饱得不能吃一个。心是有余，然而，胃却不足了。

　　吃了饭，父亲母亲会给我们讲他们小时候过年的事，说起我们的爷爷奶奶伯父姑姑们，说起外公外婆姨娘们。尽管有的已经听过，但我们还是津津有味地听着，那是一种遥远的亲切。

　　母亲说：该去睡了，明天就是初一了，你们又长了一岁了。母亲催促我们上床睡觉。母亲为我们打点新年的新衣新鞋新帽，还有孩子们竭力想实现的愿望。

　　那年过年，我的梦境是明亮的，母亲的面庞是年轻的。那一年，我十岁，我得到了一本崭新的《新华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