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  人

　　都说大爱无形，我则不然。我以为只要是爱都是有形的。
　　父亲离开我们已近10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父亲的印象却越来越清晰。父亲在我成长过程中的关爱，点点滴滴似乎永远都在眼前，永远萦绕在脑际。
　　打我记事起，我对父亲的印象总是他见到我们时的微笑的形象。无论农话多忙、身体多累，也无论是饥肠辘辘时，还是心情黯然时，只要是见到我们，他永远都是一张亲切微笑的脸。因此，只要在家，只要看到父亲下工回家的身影出现在门前的小路上，我们兄妹都会飞跑着去“接”他，所以，父亲总是背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肩上扛着锄头回家。有好多次，我们都听到母亲的抱怨，他们已经不小了，你还这么惯着，再累再饿都要背一个、抱一个，何必呢？父亲却总是笑着说，他们还小呢，再大点你想抱他们，他们还不一定愿意呢！
　　我们兄妹8人，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主劳力，那时的农村都是生产队，口粮需得工分换。我们家属于典型的家大口阔，即使苞谷糊糊加青菜，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母亲总是变着法子节省粮食。春天来了，组织我们去挖野菜，夏天到了，总是洋芋、南瓜占大头，粮食作为点缀当口粮，秋、冬两季，多数总是一天吃两顿，以致到如今，有人问我童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总是毫不迟疑地应答：“饿”。是的，有这种感觉的，可能不止我一个人。正因为家大口阔，能挣工分的人太少，我们家口粮总是全队最低的，但父亲出工出力却是全队最多的，无论天晴下雨，也无论严寒酷暑，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未缺过工，什么重活累活他都干。无论是犁田耕地，还是割麦插秧，都能看到他辛勤劳作的身影。
　　后来，我上了高中，再后来我去外地读中专，尔后我参加工作，与父亲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每次见面，他那永恒的微笑却总是始终如一。我上中专是1979年，那时还未改革开放，从农村户口转为商品粮户口，需先预交一年的基本口粮。当时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后来知道我的商品粮计划是从下年度开始的，所以当年必须先由我们家把粮食交上。按要求，上交粮食应是70%的细粮、30%的粗粮，而且细粮中，稻谷应占70%。我们家乡，山高坡陡沟深，水田少之又少，吃米基本上就是过年。但为了我能上学，为了我能转户口，父亲把家里仅存的200斤稻谷全部挑到了粮站，另外还有几十斤小麦和苞谷，整整忙活了一天。虽然很累，但他却始终微笑着。我上学时，父亲挑着行李送我。所谓行李也就一床被子、一口木箱、一个提包，本不重。我说我自己拿就是了，妈送我就行了，您就不去吧。父亲说，这是你第一次出远门，我得送送。说着，父亲挑起行李就走。我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父母，来到公路边等车。那时，我们县每天到市里只有两班车，分别是每天6点半和8点从县城发车，到我们乘车的地方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虽然我们早上7点就到了公路边，但第一班车并未停下载我，望着远去的班车，我很失望。父亲说，别急，还有下一班呢，这会儿我们说说话。父亲说，你已经大了，要离开我们去读书了，上学不是在家里，同学来自各处，要与他们搞好团结，在学校里要听老师的话，老师就跟你的父母一样，都是为你好，要好好读书，要读懂、读通，把医学知识学好，将来好为人民服务。实际上，这些话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他就说过，在等待上学的日子里，母亲又不知说了多少遍。虽然他是微笑着对我说的，但我还是觉得有些心烦。就没好气地说，行了，不知说了多少遍了。我说话的声音很轻。但我知道，父亲听了也一定不高兴。然而父亲没说什么别的，只说，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正在这时，班车来了，而且停了下来。父亲帮我把行李拿上车，母亲帮我买了票。车门关上了，汽车启动了。走了一会，我一扭头，看见父母依然站在路边，依然在向车子张望。我从车窗探出头向他们挥手，二老忙不迭地连连向我挥手。我是家里的长子，有我的时候，父亲已经40岁了，我头上还有三个姐姐，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他们的掌上明珠，厚爱有加，细心呵护，生怕饿着、冷着、热着了我。但客观地说，我是生不逢时，正好在我们国家三年大自然灾害之后，大人都没饭吃，哪来的奶水喂我，只能用大米加萝卜煮点米汤油油喂我度命。那时的父亲还在参加社教工作队，在襄阳农村搞社教，每月除了自己必需要的维持生活的基本开支，硬是省下12元钱，通过关系购得2袋葡萄糖粉带回家来喂养我。母亲后来常常提起这事，说如果没有那两袋葡萄糖粉，也许当时就没有了我。小时候我对这话感到烦，并且根本就不相信。直到我学了医，特别是我有了孩子以后，我相信这话，而且深信不疑。一个幼小的生命，只要有了糖水，是可以基本维持的，虽然可能发育的慢些，身材矮小一些。因此，我感谢父亲不仅给予了我生命，而且拯救了我的生命。
　　父亲是个农民，但对新事物的感知和领悟却十分活跃。解放初他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任民兵营长，上世纪50年代一直担任此职。每月30斤粮票，24元工资，60年代初还参加了襄阳专区组织的社教工作队，并且受到张体学省长的接见。这是他一生见到过的最大的官，也是对他的工作肯定的一种回报，因为张省长接见的是当时的优秀社教工作队员，他能有此际遇，算得上很不容易。也正因为他的优秀，才有了能买两袋葡萄糖粉的能力。现在想来，实际上是他为我争取到了不被饿死而生存下来的机会，这种父爱何其高尚，何其伟大！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们家人口渐渐多了起来，除了我们兄妹，善良的母亲还收留了一个半大的孤儿，一家10口人，顿顿要吃饭，父亲那点工资粮票，简直微乎其微、杯水车薪，而且生产队的其他人更是经常讽刺挖苦参加劳动的母亲：“我们在给人家养儿子。”每到分粮的时候，会计、仓库保管的脸色尤其难看，言语更为尖刻。无奈之下，父亲只有放弃干部身份，回到家中，参加劳动，挣取工分口粮。父亲说，我的孩子，我自己养活！半年后，父亲担任了生产队长，他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组织社员发展生产。一年后，我们生产队的平均口粮，从21斤涨到35斤。这在当时全公社都是最高的，但我们家每月分到的粮食，仍只有人均21斤，是全队最低的。两年后，父亲担任了大队书记，责任大了、担子重了，他的工作热情依旧，仍然是起早贪黑，终日在田间劳作，不同的仅仅是他劳作的地块从我们生产队变成了整个大队的所有地块。在他的示范带领下，全大队人均口粮都达到了30斤。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所以70年代他作为全专区劳动积极分子，参加了郧阳地区的表彰大会，我们大队被地委授予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父亲还组织窑匠烧砖烧瓦，组织专班挑土筑墙，帮助全大队40多户窝棚户、岩屋户搬进了土墙瓦房。
　　长期的艰苦生活，尤其是繁重的体力劳动，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到60岁，腰也弯了、背也驼了、手也耙了，再也使不动牛、耕不了地、抬不起“四牛”了。我说，没事，您养我们小，我们养您老，天经地义、义不容辞。但他总是说，没事，我跟你妈生活可过，你们别操心。所以，我们想尽点孝心、给点零钱，他总不要，说他没有地方用钱。1986年底，我回家去看望二老。听说我回来了，父亲忙从屋里出来接我，他打开门，正好我进门，或许是高兴，抑或是激动，父亲一头栽在我怀里，我一把扶住父亲，关切地问，咋啦？父亲说，没事，我好好的。吃饭时我又提起父亲的身体状况，并问是不是病了。母亲才说，有一年多了，你爸他吃不下饭，老是心口疼。我说，那为什么不给我说。母亲说，他不让说。饭后我仔细检查了一下，并了解到他的病史，实际上不是一年多，而是多年，只是近一年多加重了。春节过后，元霄节前，我请假把父亲送进了县医院，经过检查，他的血色素只有3.4克，属于非常严重的贫血。胃X光拍片显示，胃大弯处有拇指大小龛影，属于严重的胃溃疡。医生告诉我，再晚一段时间不治疗，胃就会穿孔。我是学医的，知道胃穿孔是什么概念、什么后果。因此，担忧他的身体从此伴着我的心念，直到他离我们远行。回过头来，我告诉父亲，您这病只有住院手术。他问那得多少钱。我说有病莫问钱，先治好病再说。潜意识里我是在说，钱是可以挣的，而生命只有一次，父亲是不是太“农民”了。住进医院，连续输了800毫升血后，父亲做了胃大部切除术，出院后在我家住了一天就非要回家。后来听母亲讲，父亲回去后就找到乡党委要求辞去村书记职务，虽然每顿吃不下多少饭，但依然闲不住，每天都要下地干活，他对母亲说，住院花了那么多钱，给娃子们增加了负担，我自己种点地、干点活、种点粮食蔬菜，也算给他们减轻点负担。从此，我明白了父亲的心思。父亲不是太“农民”了，而是太“父亲”了，他是变换着语言方式表达对我们的爱。因此，我为我当时的错误想法感到惭愧、感到羞耻。
　　随后几年，父亲一直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但他见到我们依然是那样慈祥地永恒的微笑。不仅胃痛吃不下饭，而且前列腺增生更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但却从不让我们知道。因为工作繁忙，虽相距不足30公里，我也很少回家，加之结婚、生子、购房，从未想起过，当然更主要的是没多余的钱孝敬一下父母，似乎把他们的养育之恩抛之于脑后。现在想来真正心如刀绞。直到1997年，父亲再次眩晕之后，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血尿数年。我当时大惊，又抱怨母亲为什么不早说。母亲说，你父亲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他不让说，怕你们花钱。正好小弟邀父母去他家住几天，我连忙打方圆，极力促使他们成行，并在电话中要求小弟，一定要动员“顽固”的父亲去医院检查一下。谁知一检查，医生说已有尿潴留症状了，得住院手术。小弟来电话问怎么办，我说安排住院，我马上请假过来。住院10多天后，父亲做了手术，签字的当然是我。这不仅因为我曾经是医生，更重要的是我是长子。在送父亲去手术室前，母亲和小妹都哭了，我也有些忍不住心酸，一言不发，父亲却微笑着说，这有什么，也不是头一次进手术室，况且这是大医院，你们放心。手术做得很成功，病理活检也显示没有恶变，我当时很觉放心。但灾难却一再降临到父亲的头上。拆线后的第二天，父亲发生了大出血，原本长好了的伤口只有再次打开进行清理，然而这还不算完事，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