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皋

　　我们巡行庸国一周的最重要印象就是庸国国境地貌相对独立而完整，足以立国，而且在当时众多的“小国寡民”中必是大国众民。庸国南境应是江汉分水岭的神农架，北境就是汉水，紧沿汉水南岸是武当山脉。武当山脉之西端接巴山，东端接荆山。四山环抱，中间是一东四狭长的盆地。盆地中，西有堵河，东有南河，二河之间的分水岭不高，但把盆地分成了两部分。若令现代城市规划家代庸国古人选定首邑位置，必定会在这个分水岭上，而庸国古人正是心同此现。明本{湖广郧阳府志•古迹•废上庸县•方城山}记述：
　　在县治东三十里（清本《府志•竹山县•方城山》称“东四十里”)，古作县治，遗址尚存，又名庸城山．山上平坦，四面险固，围护如城，故名．《方舆胜览》云：山南有城，周十余里，春秋庸地，楚使卢戢黎侵庸方城是也。
　　方城山和古城遗址的方向和距离都很清楚，《方舆胜览》成于宋代，照说方城山应该无恙，古城遗址也未必全然泯灭。有心人如果到此地找到古城遗址，就会捡拾到中国悠久的城市建设史久已亡佚的“首页”，补足终天之恨。
　　高明的风水师到这里会赞赏刑庸国先民找到了中国第一块“营国”的风水宝地：以武当山脉为“座山”，以神农架为“望山”，以荆山为“左青龙”，以巴山为“右门虎”，除堵河、南河两处“水口”，真正四面环抱，“闭风藏气”。此乃后话，当年四山环抱的盆地地貌，水源充沛，久经冲积，必然沼泽化，生物资源丰富，古人可享天惠。待沼泽逐渐干涸，就会从“隰皋”变成“衍沃”，适宜自发展农业。所谓“闭风藏气”，也隐含易守难攻，有安全感。这作用，到春秋前期就已突现。齐桓公称霸，纠合“八国联军”，攻打蔡国，顺路“教训”楚闷。楚成王派屈完去对付，屈完作了一番有名的“外交辞令”：
　　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左传》僖四年，656B。)
　　屈完借用了一句庸国口号。这个“方城”，指的是庸国方城，而非楚国方城。众所周知的楚国方城，时间在战国，距屈完发言时间起码晚二百多年；地点在河南，距汉水最近也有一百多公里。而且“城池”连言，决无“城”在“池”外之里。-上文已叙：庸国首邑就有方城山，首邑城垣遗址周围十余里，很大。庸国迳以城庸名其国，筑城是庸国的看家本领。令庸国人自豪的还不止于一座人工的筑城的首邑城墉，那首邑背后的“座山”——武当山脉和随武当山脉绕行一大弧线的汉江才真正是“带砺山河”的金城汤池。在庸国古人眼中，汉江无疑是天下第一大水，它不但大于北而的渭水、黄河，在沿武当山脉的这—段也汪洋浩瀚，气派远远超过南面的长江三峡。那时人们无从比较水量，也不知现代地理学上的“河源从远””’。我们只须知道古人把汉水上拟“天河”，称天河为“河汉”“银河”，便知汉水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是“天下第—大水”，当然会令庸国古人以拥有“汉水为池”而骄傲。既然以汉水为池，庸国的方城就必有广义一面：以武当山脉作为一道天然防线。这里有一串以“方”为核心的地理辞汇：方城、防渚、房陵。方、防、房是一个意思：都是“防御”“城防”之义。《竹书纪年显王》：“十八年，齐筑房以为长城”，《史记•正义》引作“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房陵就是“长城之山”“方城之山”。房陵、武陵、武当也是一个意思：天然防线。武当就是武挡——“当”之于“挡”“裆”，亦犹“方”之于“防”“房”，义为阻拦、遮盖、隐蔽。庸国人曾否沿武当山筑长城，有待深考：但设置关隘，稽征商旅，在春秋时期已是常事。作为国防警备，也很自然。
　　早在公元前8至前10世纪之问的楚国熊渠时代，开拓江汉之间，有“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之举，得手之后，“乃立其长子康为句庸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长子康毫不客气地占领了庸国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此时庸国尚存，但不能不让楚国分享庸国的金城汤池，所以二百年以后的屈完敢于口出大言。后世楚囤诸王自称或被称“庸王”，也有熊康之先例在。
　　在我们得知武当山脉对庸国的重要性之后，便不难理解武当山天柱峰对庸国的重要性。天柱峰海拔1612m，尽管已经比泰山玉皇顶(1532m)高，但比起“左青龙”荆山上的聚龙山 (1582)、望佛山(1946)、庞家山(1962)和“右白虎”巴山上的苍浪山(1825)、圣母山(1817)、葱坪山(2680)来，就不算太高；更勿论南而“望山”的大神农顶(3105)。但天柱峰巍峨壮丽，无与伦比，成为标志，毫无争议，必然很早取得神性，被庸国古人公认为“镇山”。庸国古人如果要画一个以庸国首邑为中心的“后天八卦”来描述他们的国家，他们会毫不犹豫在东北方向画一座“艮山”，就是武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