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裕从

　　最近翻阅了两种版本的《竹山县志》，又查阅了某些古籍，两相对照，互为校勘，存真去伪，对于竹山的历史情况有了一些粗浅了解。县志的记载，有的印证了民间的传说，有的与传统习惯说法不同，有的与正史略有出入，有的与府志稍有悖谬。尽管如此，对于帮助我们认识竹山的过去，早日将竹山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山区，却大有裨益。因此，我们把从故纸堆里拣来的东西，掸掉灰尖，呈献在读者面前。

纂志

　　竹山最早的一部县志，写成于清代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作者是当时知县史求忠，他说：“志乘原本旧章，又旁采众说，裁为一代之书，而竹独无之。余寄居斯土，亦既有年，每一念及，代为心恧。于是远征文献，近询故旧，复出于经史百家，博嵇而约取之，以错综其旨而成一书。”竹山的第一部县志就是这样产生的。由于没有旧志可供参考，一切都从头做起，难免有不足之处，正象当时有人批评这部县志“规模草创，缺略不全”。可惜的是，这部县志在清代就散失了，没有流传下来。
　　时间推进到乾隆十六年(1746年)，知县常青岳主持修纂了第二部县志。他以史求忠的残本为依据，结合当时的情况，“广搜博采”，又召集县内“诸绅士相与嵇考”编纂而成。当时人说这部县志“其条分缕析，繁简得宜”。乾隆三十年(1765年)尹一升任竹山儒学教谕，将其修改润色，使之更为完善。
　　嘉庆九年(1804年)范拼谷来竹山视事，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常志的基础上，纂修县志成帙。这第三部县志质量较好，以至博得翰林院侍讲茹芬的赏识，为其作序推荐。　　又过了五十多年，咸丰九年(1859年)周士桢任竹山知县，得知过去县志“版已荡然无存”，“即慨然以重修自任”，于是邀请“城乡绅耆数十辈，分任采访，互为校订”，着手编写新的县志，经过六七年的努力，于同治四年(1865年)写成。“凡增入新志，皆取于学士之赠言，国人之公论”，做到了“旁搜远绍各以类附，考核欲其详明，文辞归于古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钧其元。”
　　这以后，清政府日益腐败，内外交困，江河日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也就没有心思和力量来组织编写地方志了。周志也就成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近的—部县志了。

沿　革

　　竹出县地处鄂西北边陲，“联络州陕，控引江汉，据郧襄上游，为全楚藩屏。”西周时期，诸侯国比比皆是，竹山属古庸国，公元前十二世纪，庸国随同周武王伐纣灭商。
　　历史在跳跃式地前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古文献上没有关于庸国的记载。直到春秋后期；我们才能在孔子编的《春秋》上看到古庸国的消息：“鲁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灭庸”。《左传》注解这一句话说，晋文公十六年，楚国派大将卢戢黎率领士兵三午，攻打庸国，庸国不堪一击，被楚国所灭。从此古庸国不复存在，它成了楚国的属地。
　　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秦国派兵与楚国军队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江北岸)，楚军大败，秦杀死楚国士兵八万多人，占领汉中一带，于是古庸国的地盘又属秦国管辖了，公元前304年(楚怀王25年)，秦国为统一中国，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主动将这一带地方还给楚国。谁知到了楚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秦楚双方又动干戈，楚军败北，楚顷襄王将上庸汉北一带，再次割让给秦国。(以上均见《史记•楚世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加强统治，确立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卅六郡，在此置上庸县，属汉中郡；
　　西汉初年承袭秦制，上庸仍属汉中郡。汉武帝时在全国设置十三州，上庸属益州汉中郡。东汉末年，上庸升格为郡，下辖北巫，安乐、武陵、安富、微阳五县，仍属益州节制；
　　三国时，仍设上庸郡，属魏国的荆州管辖；
　　两晋承魏制，设上庸郡，属荆州管；
　　南北朝时，上庸郡太守管辖七县，除原来五县外，又增加了上庸县和吉阳县，不久将上庸县改为安城县，西魏时又改为竹山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竹山县是古时上庸县的来历；
　　到了隋朝，把竹山县分为上庸，竹山两县，加上光迁、永清两县，隶属于房陵郡、郡治在房州(今房县)；
　　唐太宗时，将全国划分为十道，竹山县属江南道房陵郡；
　　到了宋代，房陵郡升格为保康军节度省，竹山县归其管辖；
　　元代，竹山县属奉元路襄阳府管辖；
　　明初，承袭元制，成化十二年(1476年)设立郧阳府，竹山县归其所统。同年，又将竹山西部另置一县，即竹溪县；
　　清代，因袭明制，道光二年(1822年)将竹山、竹溪、房县三县之南乡另置一县(似有误，今照录)。即今陕西省白河县；
　　民国以来承袭清制，没有变动。

县　名

　　竹山县名的来历，说法有二。—种说法是北朝西魏大将侯景，投降南朝的梁，不久又领兵反梁，攻陷台城(今江苏省南京市郊)，梁武帝在台城饿死，侯景又归附西魏，公元552年被杀，史称“侯景之乱”。此事发生以后，西魏进行整顿，对与南朝搭界的蜀楚—带加强统治，将上庸县改为安城县，反映出西魏统治者要保卫领土安全之意。后来南北朝对峙局面日趋和缓，西魏又将安城县改为竹山县。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说：“县邑之北百里，有黄竹山。昔时山多竹，其色皆黄，故西魏命邑名曰竹山。”　　另一种说法是城西五里有一山，名为筑山。相传汉昭帝(公元前86年——前81年)曾派将屯兵筑口，即是此地。此山四周，各有—眼泉水，一年四季泉水不断，此水清冽，烹茶酿酒，别具风味。数百年后，泉水干涸，筑山之名亦渐渐被人们淡忘，“竹” “筑”两字谐音，于是，筑山就被称为“竹山”了。民间传说此山有两根水桶一般粗的百年老竹，因此，改“筑山”为“竹山”的说法似乎就更有道理。但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对？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是我国古代一部内容较充实、成书较早的地理著作，这部书将唐代十道所属的府、州、县的历史、疆界、山川等等都作了详细记载，千余年来，全国以至州、府、县、村镇的地方志，都按照它的体例、规格来编写，是公认的权威著作。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应该认为李著中对竹山名称来由的解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见到的县志中没有黄竹山的记载，目前北乡一带人民中也没有关于黄竹山这个小地名的说法，同时李吉甫是唐代著名学者，身居长安(今陕西西安)，以当时的交通工具和科学水平而论，他没有可能在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对所掌握的材料一一核实。因此，不能排除以讹传讹的可能。至于“竹山”即“筑山”一说，民间至今仍认定城西五里确有竹山。可惜的是史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所以只好认为此说似是而非。
　　由于资料的匮乏，目前，我们还无法有把握地肯定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只好存疑，把这两种说法交一并介绍给读者，请自行判断。同时也希望对此有兴趣者进一步研究，以期得出正确的结论。
　　至于竹山的疆域，历代均有变迁，限于资料，我们无法对这些变动作具体的说明。这里我们只能根据县志的记载，介绍清代竹d1县的范围。县城东六十里抵界山，与房县接壤；南四百八十里抵界岭，与四川夔府大宁县官山相交，西一百廿里抵草鞋垭，与竹溪县县河铺为界，北一百八十里，与陕西白河县顺水寺界，又一百四十里抵左吉关，与郧县简池为界。东西广一百八十里，南北袤六百六十里。当时县城至郧阳府陆路三百六十里，水路五百廿里，至省城陆路一千五百六十里，水路二千三百廿里。这样看来，现在竹山县的范围，大体上是清代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确定下来的。

县　治

　　竹山县城最早建于何时，已不可考。目前的县城是明代成化三年(1467年)由知县杨春主持修建的。当时是土城，范围不大，绕城二周，只有一千八百步(约三里)，城高—丈二尺。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行扩建，城周达三千步(约五里)，随后又有小的修建。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鄂西北活动，崇祯七年(1632年)知县毛一骏谎报军情，把县城夷为平地后逃走。
　　清初，县城没有修复，“履任者犹驻郡城，或栖乡寨”。嘉庆二年(1797年)开始县城复修工程，“砌砖成门，叠石成墙”，数年后竣工，城高一丈七尺五寸，城四周七百廿五丈，城垛八百廿五个，较旧城大而高，大体上奠定了解放前旧城的规模。
　　县署设置的主要官员。知县是主管一县的最高长官，手下有钱谷、承差、稿案、经承等官吏，分别办理各种行政事务，教谕是一县的学官，主管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训导是协助教谕教育所属生员的学官，巡检是一县的武官，掌管军队，以镇压人民的反抗为专职，典史为知县下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如无知县则典史兼领知县的职责。知县年俸最高，据县志记载，同治四年(1865年)知县的年俸是白银四十五两。这笔钱究竟有多大的价值，生活在今天的读者，大都不甚了然，我们只好用物价来比较说明。当时白银一两值一千钱，稻谷一石值五、六百钱，白银一两可购买稻谷近两石。马夫的年俸最低，每年只有六两白银，叫工食钱。
　　竹山县古时有多少人口?清代以前没有准确数字，清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各地每年要将人口数报户部备案，以便征收地丁银。为了说明竹山县人口增长的情况，我们挑选三年上报人口数，排列如下：
　　年代              人口数   　　备注　　
　　乾隆卅七年(1772年)   171783人  包括流民（下同）
　　嘉庆九年(1804年) 　　184218人  
　　咸丰八年(1858年) 　　30210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