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鸣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春，全国“肃反”运动掀起高潮。一天，县西部一个有名小镇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被“肃”，由两名公安人员从课堂上黑板前给戴上手铐，带走了。
　　那时，我才一岁零两个月，自然不知道带走的教导主任就是我的父亲。据母亲后来经常诉说，父亲走时，家中仅存父亲教书一个月的薪水——一斗二升苞谷籽。恰好吃完，父亲的判决书寄了回来。不识字的母亲请人念曰：有期徒刑30年！面对我母子如此重大的打击，我祖母和我大伯父却没有半点同情心，或者是给予关照，生怕添人进口多了麻烦。说是“无庄不寄牛（指我父亲已不存在这个家庭）”，给我母亲指了两条路：一是将她作为活寡变卖，二是要她尽快另嫁他人。但有个原则：得把我留下，由母亲带着我的哑姐走人。
　　当年母亲还不满23岁。父亲拘走判刑，已是晴天霹雳；祖母与大伯父的行径更是朝母亲心的伤口上抹盐撒胡椒面，在多舛的命运中雪上加霜……但母亲并没有屈服于祖母和大伯父的威逼，也没有听从街邻好心人“你等到何年何月是个头、有个啥指望啥希望何不早嫁他人……”的劝告，搂着我和哑姐说：“这就是我的希望……”毅然决定自立门户，生死不要祖母大伯过问。
　　母亲的个头长得很高大，肩背很宽。从此，她的肩背担起了母子三人的生活重担，担起了她异常苦难艰辛的人生。为了养家糊口，置起了扁担箩筐，下乡收购黄豆，干起了打豆腐的营生。豆腐换钱作本钱，赚下的只是豆渣面子——我们母子赖以生存延续生命的主食。偏是哑姐吃不得那东西，不吃又不行，一吃肚子就疼，连饿带疼七岁上就丢了性命……
　　母亲又有了殇女之痛，肩背上的担子越挑越重，生活的苦难越沉。有一次，挑起150斤黄豆担子朝肩背上一拱，顿觉下身有异，但却如醉酒男人样，负担而归，却挣扎成子宫脱垂的毛病。从此再也不能挑担子了，连走路也不能利落一步。可我已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母亲咬咬牙，还是领我去学校报了名。不能做豆腐卖了，唯一能贴补母子生计的是越卖越少、直至贱卖光的她仅有的陪嫁柜屉。
　　天无绝人之路。小镇供销社开始号召街道居民加工棉线土布，母亲拣起了当姑娘时学会的技艺，理着土织机经线纬线的千头万绪，理不清生活中的一团乱麻。织土布是手脚心脑眼神一样不能使闲的活儿。夏天，母亲宽厚的肩背上汗湿成一片；冬日抛梭兜风，母亲的双手被寒风一扫，开裂成长短交织的裂痕，一抛梭，细血珠直冒，火辣辣疼，可还得织下去。两天织得出一匹土布，可获得2毛3分钱的工资呀。按当时的粮价，母子二人买粮吃饭基本有了保障。偏是我小时侯吃豆渣面子也落下了胃疼的疾病，却无余钱吃药，只好硬挺着。幼小时，母亲拐磨不停的肩背是我入睡的温床；母亲不下织机的肩背，是我贴心止疼的病床。
　　谁也难以置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手无分文的母亲用她那抗得住磨难的肩背，代弟安葬了兄长（我的大伯父）；代夫安葬了“高堂（我的祖母）”，用她那不计前嫌的肩背背起两个浮肿如佛的侄儿（我大伯父的两个儿子），给人把好话说尽，送进了孤儿院给吃给抚养。不料孤儿院没办三月就撤了，我的两位堂兄无亲可投，母亲并不推诿侄儿，认为自己应该继续收养。粗茶淡饭，拆洗补浆都承担在自己身上。拿什么养活一子两侄呢？土布加工也停了，断了每日二三角钱收入的希望。母亲说，她的肩未垮背未驼，找到农村建筑队，揽粗活干揽重活干。用她那不屈不挠的肩背，背砖上墙，背瓦上房，还背着泥沙背着灰浆……侄儿先大，她为他们找到了并不算好的工作，只说是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母亲觉得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发誓要供我念完小学，上中学，再上大学。可是，我小学毕业后，因“根不正苗不红”，从此至今就再也没有进过学堂门。那时，我已懂得为母亲分忧，马不停蹄地去学窑、木匠、砌匠；修公路修铁路需要民工，能上的我也上。不过，母亲的肩背劳作并没有停歇下来。到1972年，她终于为我积蓄了170元钱，为我张罗娶亲。看来，在她人生历程上完成了一桩大事。她那高兴劲儿，如树起了一个人生里程碑般那么荣耀那么辉煌！
　　1979年秋，我的人生转入了春天。已值而立之年的我被县“特招”，偕妻携子进城，来到文化部门工作，走上了专业文艺创作道路。可母亲说我月工资太低，不足以养妻育子。她说她要帮助我，在家乡小镇上摆起了服装摊。进货提货，年过花甲的母亲仍然坚持长途乘车跑襄樊、到武汉，肩背上驮着大包小包，上下汽车，挤钻火车，她的肩背上驮起的又是两个孙子的希望……
　　“文革”结束时，我的父亲终于以安心改造和澄清了一些不实之词而减了刑期，阔别30年回到了家。对于我和我的两个儿子，他是陌不相认。听到母亲介绍后，父亲才埋头母亲的肩背上，白发老翁却如妇人般抽泣得十分伤心。哽咽了良久，说出了发自肺腑的一番话：“没有你，我这一生何有家可言？何有儿孙同在堂前？我这一把朽何以能回到故园？……”
　　母亲现已年近八旬，怕给儿孙拖累，坚持独居老家，自理暮年生活，肩背依旧不弯不“杭”，像是一方坚强的石碑，立着，由着世人由着街邻嘴巴镂刻些什么评说些什么……　（作者单位：县文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