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卿
正值春意萌动山野,芽苞蓄势稍头的早春,一位平日不太联系的儿时伙伴儿忽的给我发来邀约:老兄,都已两鬓着霜,聚聚?!
聚拢,一桌初中同学。酒酣耳热之后,话匣子再也无法扎住,话题到底是什么时候落脚到几位老师身上的,事后我还真的无从忆及。
我这人生来偏执,即使对待教师的态度,虽然自己本身就是其中一员,内心却并不认同什么高尚职业的说法。具体说来,我不会因为你是我的老师我就尊重你,我之尊重老师是有前提的,即你这个老师必需具有让我尊重的内涵(当然,现实中的我也从不要求学生尊重于我,尊不尊重完全取决学生自发)。由此,我就在一众被评述的老师中回想起自己特别敬重的一位——张新民老师。
我与张老师的交集源于我即将进入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由于历史原因,我家早已被那些所谓“根正苗红”的人强行逼迁到一脚踏仨行政区的偏远小山村,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摇摇欲坠的破土屋内。
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午后,秋季开学报名已然过去两天,我正独自一人在家剁猪草,忽地听到门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异乡人声音:“王茂华——华娃子在家不?”
循着声音,我半举着手中的菜刀向门口望去,一个精干的中年人出现在我家歪斜的木门框中。
就像没有反抗能力的蜗牛,自幼没娘缺乏亲人庇护的我,自我保护意识历来强烈:“找他干啥?上坡挖黄姜去了。”
“哦呵,你这娃儿还不老实呢!上坡挖黄姜的应该是你哥,你不就是华娃子嘛,哄得了我?”来人呵呵笑道,“不错,不错,这么小就有这等心计,嗯,不错。”
我从未想过撒谎还能被人夸奖,脸颊一下就红到脖子根儿,再不言语,只是拿眼睛警惕的盯着对方。
“别怕,华娃儿,有些事儿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和你家可是老交情呢。”稍事停息,他又接着说道,“你是庙沟村小今年考到大沟小学成绩最好的学生,我是来通知你去报名的张老师。你伯还没回来吧?给他说,就说我说的,明天无论如何要你去学校报名。”
如果说家徒四壁是穷,当时我家连四壁都是别人的。回家后的父亲听完我的叙述,说:“我已经遇到张老师了。看来,这书还只能让你读。”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在此之前,父亲早已打了让我辍学的主意,“按说,你们兄弟两个,我只有供一个读书的能力,你哥大些,成绩还好,老师说有前途,我只能供,没想到张老师说你的成绩比你哥还要强得多,唉,谁让家访的竟然是他呢。”
随后,父亲给我讲了张老师与我家的一点儿渊源……
张老师是丹江人,应该是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师范毕业便被分配到吉鱼任教。那时候竹山解放还不久,土改政策尚未落地,我家尚住在自家的老屋——官渡河畔的吉鱼石院墙。由于我爷爷是当地有名的两栖农民,平日种地,闲时组织人放排贩山货下老河口,过四川挑盐,家里还在盐大路上开着一家饭铺子,是当地响当当的能人,因而家里房屋相当多,条件还很不错。
张老师到吉鱼时,父亲尚且年幼,我家还是爷爷当家,便在我家落脚小住了几天,因而结下渊源……
看张老师在我家落魄到这等田地还专程为我读书一跑就是二十几里山路,本来不想让我读书的父亲,再也不便说话,第二天就让我到大沟小学报到了。
贫穷本身无罪,可它却能催生出万般的罪恶。那个时候,自家日子苦,学校的日子则比家里还要苦:粮食得学生从自家带,菜说是自己带却基本没有,柴禾要学生自己上山砍,饭是学生排值日做……更为要命的,学校往往还要受到周边环境的钳制,比如烧柴。学校本来是有柴山的,可那地方却不仅山高路陡,而且长年砍伐所剩柴禾也不多,一个学生用上一天的时间,还难以砍回三几十斤柴。没办法,学校只好和当地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商量:就近给学校划定一个砍柴的山场。没想到,这再次划定的柴山很快便成为当地泼皮向学校滋事的由头。清晰记得一次砍柴返回的半道上,我们体弱力小走在后面的学生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遂摔掉柴禾涌上前去。山地里,一位年轻教师已经与学校边儿上的一个泼皮扭打在一起,原来这泼皮要对学生砍的柴禾玩儿“截胡”。
看到俩人激烈而血腥的打斗场面,我们学生都傻眼了,瑟缩在那里不敢动弹。为学生安全着想,张老师本来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后。得到消息后,他飞奔上前,面对歇斯底里的泼皮,只听他一声断喝:“又是你个泼皮,给老子滚!在这儿搅和啥?有你说话的分吗?再敢动一指头儿,老子让全校学生把你砸成肉泥!”
说来也怪,刚刚还无耻霸咧的泼皮立马蔫儿了,转眼便跑得没了影踪。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张老师爆粗口,而正是这一粗口,让我看到了一个爷们儿——一个可供全校师生寄放灵魂的纯爷们儿——时至今日,每每听到《好汉歌》,我的脑际还会浮现出那个满脸怒气,一身正气的教师形象。
记得我认识张老师时,他便是校长,可是,他却从不因自己是校长而少带一点儿课。我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一年级,与他师生四年(当时小学五年制),他始终带着我的数学。
与现在教学设备先进,资源配备齐全不同,那时候,学校几乎没有什么教学用品可以凭依。张老师的数学课只有三件教具:圆规、量角器和三角板。然而,就是依凭这三件教具,他硬是让我理清了当年教学中的所有数量关系,以至小升初考试的时候,100的卷面我硬是考出了99.5分的好成绩。这成绩,就是放在教育高速发展的今天,也绝对称得上一流。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自己在后来学习乐理知识时,音乐老师曾经教导过我的一句话:“能用最少元素谱出最佳乐曲的人,才是真正的音乐家。”张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行走在教学一线的音乐家。
可惜的是,由于家庭条件所致,我到底还是于初一结束之后被家人强行辍学了。两年后,当我再度回到峪口中学,张老师已然调离峪口。本以为此生与张老师再无交集,不意这次同学的再聚首却得知,老师的85岁寿辰就在近日,遂草草落笔,写成一篇短文,聊作献给老师的生日礼物。
正值春意萌动山野,芽苞蓄势稍头的早春,一位平日不太联系的儿时伙伴儿忽的给我发来邀约:老兄,都已两鬓着霜,聚聚?!
聚拢,一桌初中同学。酒酣耳热之后,话匣子再也无法扎住,话题到底是什么时候落脚到几位老师身上的,事后我还真的无从忆及。
我这人生来偏执,即使对待教师的态度,虽然自己本身就是其中一员,内心却并不认同什么高尚职业的说法。具体说来,我不会因为你是我的老师我就尊重你,我之尊重老师是有前提的,即你这个老师必需具有让我尊重的内涵(当然,现实中的我也从不要求学生尊重于我,尊不尊重完全取决学生自发)。由此,我就在一众被评述的老师中回想起自己特别敬重的一位——张新民老师。
我与张老师的交集源于我即将进入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由于历史原因,我家早已被那些所谓“根正苗红”的人强行逼迁到一脚踏仨行政区的偏远小山村,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摇摇欲坠的破土屋内。
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午后,秋季开学报名已然过去两天,我正独自一人在家剁猪草,忽地听到门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异乡人声音:“王茂华——华娃子在家不?”
循着声音,我半举着手中的菜刀向门口望去,一个精干的中年人出现在我家歪斜的木门框中。
就像没有反抗能力的蜗牛,自幼没娘缺乏亲人庇护的我,自我保护意识历来强烈:“找他干啥?上坡挖黄姜去了。”
“哦呵,你这娃儿还不老实呢!上坡挖黄姜的应该是你哥,你不就是华娃子嘛,哄得了我?”来人呵呵笑道,“不错,不错,这么小就有这等心计,嗯,不错。”
我从未想过撒谎还能被人夸奖,脸颊一下就红到脖子根儿,再不言语,只是拿眼睛警惕的盯着对方。
“别怕,华娃儿,有些事儿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和你家可是老交情呢。”稍事停息,他又接着说道,“你是庙沟村小今年考到大沟小学成绩最好的学生,我是来通知你去报名的张老师。你伯还没回来吧?给他说,就说我说的,明天无论如何要你去学校报名。”
如果说家徒四壁是穷,当时我家连四壁都是别人的。回家后的父亲听完我的叙述,说:“我已经遇到张老师了。看来,这书还只能让你读。”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在此之前,父亲早已打了让我辍学的主意,“按说,你们兄弟两个,我只有供一个读书的能力,你哥大些,成绩还好,老师说有前途,我只能供,没想到张老师说你的成绩比你哥还要强得多,唉,谁让家访的竟然是他呢。”
随后,父亲给我讲了张老师与我家的一点儿渊源……
张老师是丹江人,应该是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师范毕业便被分配到吉鱼任教。那时候竹山解放还不久,土改政策尚未落地,我家尚住在自家的老屋——官渡河畔的吉鱼石院墙。由于我爷爷是当地有名的两栖农民,平日种地,闲时组织人放排贩山货下老河口,过四川挑盐,家里还在盐大路上开着一家饭铺子,是当地响当当的能人,因而家里房屋相当多,条件还很不错。
张老师到吉鱼时,父亲尚且年幼,我家还是爷爷当家,便在我家落脚小住了几天,因而结下渊源……
看张老师在我家落魄到这等田地还专程为我读书一跑就是二十几里山路,本来不想让我读书的父亲,再也不便说话,第二天就让我到大沟小学报到了。
贫穷本身无罪,可它却能催生出万般的罪恶。那个时候,自家日子苦,学校的日子则比家里还要苦:粮食得学生从自家带,菜说是自己带却基本没有,柴禾要学生自己上山砍,饭是学生排值日做……更为要命的,学校往往还要受到周边环境的钳制,比如烧柴。学校本来是有柴山的,可那地方却不仅山高路陡,而且长年砍伐所剩柴禾也不多,一个学生用上一天的时间,还难以砍回三几十斤柴。没办法,学校只好和当地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商量:就近给学校划定一个砍柴的山场。没想到,这再次划定的柴山很快便成为当地泼皮向学校滋事的由头。清晰记得一次砍柴返回的半道上,我们体弱力小走在后面的学生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遂摔掉柴禾涌上前去。山地里,一位年轻教师已经与学校边儿上的一个泼皮扭打在一起,原来这泼皮要对学生砍的柴禾玩儿“截胡”。
看到俩人激烈而血腥的打斗场面,我们学生都傻眼了,瑟缩在那里不敢动弹。为学生安全着想,张老师本来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后。得到消息后,他飞奔上前,面对歇斯底里的泼皮,只听他一声断喝:“又是你个泼皮,给老子滚!在这儿搅和啥?有你说话的分吗?再敢动一指头儿,老子让全校学生把你砸成肉泥!”
说来也怪,刚刚还无耻霸咧的泼皮立马蔫儿了,转眼便跑得没了影踪。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张老师爆粗口,而正是这一粗口,让我看到了一个爷们儿——一个可供全校师生寄放灵魂的纯爷们儿——时至今日,每每听到《好汉歌》,我的脑际还会浮现出那个满脸怒气,一身正气的教师形象。
记得我认识张老师时,他便是校长,可是,他却从不因自己是校长而少带一点儿课。我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一年级,与他师生四年(当时小学五年制),他始终带着我的数学。
与现在教学设备先进,资源配备齐全不同,那时候,学校几乎没有什么教学用品可以凭依。张老师的数学课只有三件教具:圆规、量角器和三角板。然而,就是依凭这三件教具,他硬是让我理清了当年教学中的所有数量关系,以至小升初考试的时候,100的卷面我硬是考出了99.5分的好成绩。这成绩,就是放在教育高速发展的今天,也绝对称得上一流。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自己在后来学习乐理知识时,音乐老师曾经教导过我的一句话:“能用最少元素谱出最佳乐曲的人,才是真正的音乐家。”张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行走在教学一线的音乐家。
可惜的是,由于家庭条件所致,我到底还是于初一结束之后被家人强行辍学了。两年后,当我再度回到峪口中学,张老师已然调离峪口。本以为此生与张老师再无交集,不意这次同学的再聚首却得知,老师的85岁寿辰就在近日,遂草草落笔,写成一篇短文,聊作献给老师的生日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