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

作者：曾章题

正月初四，天刚蒙蒙亮。窗台上的残雪还赖着不走，映着点冷清的光。几只麻雀在檐下“笃笃”地啄着漏下的谷粒，那声响，脆生生的，像敲着小磬。房门“吱呀”一声被撞开——两个裹得严严实实、穿着崭新羽绒服的小家伙，绒毛领子上跳着细碎的晨光，一人一边拽着我的袖子直晃：“爸！走嘛，去给外公外婆拜年喽！”

我手里搪瓷缸子一抖，滚烫的水汽“呼”地漫上来，眼前两张红扑扑的小脸一下子模糊了。氤氲的白雾里，时光的闸门“轰”地敞开——四十多年前的雪，簌簌地，落满了鄂西北竹山南部官渡深处那片山坳坳的记忆。

年味，是被腊八粥第一锅滚沸的香气悄悄唤醒的。腊八一过，家家户户的烟囱就开始“突突”地冒白烟，连绵不断，把整座山都裹进了一层暖乎乎的烟火气里。

天还没亮透，隔壁黄嬢嬢（姑姑）家的石臼就“咚！咚！咚！”突然就响起来了。那声音带着寒气，撞进窗户棂子，震得屋檐下的冰溜子“哗啦”往下掉，碎了一地的晶莹。泡了三天的糯米在石臼里翻腾冒着热气，壮实的郑叔咬着牙，碗口粗的木杵在他手里起起落落，胳膊上的筋肉绷得像拉满的弓。米浆混着热气溅在青石板上，像开了一朵朵小小的雪莲花。“糍粑要打七七四十九下，筋骨才足，日子才稳当。”母亲总爱这么念叨。我蜷在灶门边的小板凳上数着，数到三十来下眼皮就打架，歪在柴火堆里睡着了。醒来时，鼻尖上蹭着灶灰，嘴角边还留着母亲偷偷抹上的、甜津津的糖霜。

屋里的石磨“吱吱呀呀”地转着圈。泡得鼓胀胀的黄豆顺着磨眼滑进去，雪白的豆浆沿着石头的纹路，汩汩地淌进大木盆，安静得像一条奶白色的河。点了卤水，锅里的豆腐脑轻轻颤着，像一片凝固的云。母亲总是把最嫩的那一碗留给我和妹妹，再撒上一勺白糖——我捧着粗瓷碗蹲在门槛上，那温润的甜滑过喉咙，一直暖到心窝里，连打出来的嗝都带着蜜味儿。

熬红薯糖的大铁锅支在晒谷场当间儿。红薯块在黏稠的褐色糖浆里“咕嘟咕嘟”地冒泡，那股焦甜的香气乘着风，把整个村子都浸透了。小娃子们围着灶台又蹦又跳，冻得吸溜着鼻涕。母亲就用竹筷子轻轻蘸一点糖汁，在寒风里飞快地拉出金灿灿的糖丝，塞进我们早就张得老大的小嘴里。那甜啊，真是甜到骨头缝里去了！我们含着糖丝在场上疯跑，笑声惊飞了树上的麻雀，好像严冬厚厚的帘子，被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硬生生扯开了一道欢腾的口子。

杀年猪那天，天刚麻麻亮，鼎沸的人声就把沉寂的山村给炸醒了。肥猪的嚎叫刚歇下，家里掌勺的妇女们眼疾手快，木盆“哐当”一声就接住了冒着热气的猪血，赶紧撒上碧绿的葱花和亮晶晶的盐——那是过年才有的、带着生命热乎劲儿的鲜味。腊肉高高地挂在灶屋的房梁上，被烟火日夜熏着，泛着油亮亮的暗光。风一吹过，油脂滴落到柴堆上，“滋滋”作响，像有人在暗处满足地咂着嘴。

那时候的年货，哪一样不是靠双手一点一点磨出来、熬出来、炸出来的？炒米花在竹筛子里蹦跶得像小雀儿，炸麻叶金黄酥脆咬一口直掉渣，炒花生的浓香能飘到山坳那头。母亲把这些宝贝分门别类，仔仔细细地收进陶罐里，再贴上她亲手剪的大红“福”字，那郑重劲儿，像封存起一罐罐窖藏起来的春天。

这些辛苦，哪里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这是一场无声的“养礼”——用物承载情意，用劳作塑造规矩，用味道铸造灵魂。山里的乡亲们说不出“文化传承”这样的大道理，却在每一次木杵砸向糯米、每一勺卤水点进豆浆、每一次糖浆在锅里翻搅的工夫里，悄无声息地完成着对时间刻度、对人伦秩序的虔诚确认。这是长在土地深处的活法，是献给悠悠岁月最朴素的祭奠。

在竹山南边这山褶子里的规矩，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是融在骨头里、跟着心跳一起搏动的生命节奏。

老话讲：“正月十五都是年”，“有心拜年，十五也不晚”。但最重要的亲戚，非得在初六前到；十五之前去，那叫“拜晚年”。顺序更是乱不得：“初一不出门，初二拜家门，初三初四走丈人（岳父）。”这不是捆人的礼教锁链，是山里人在漫长的寒冬里，给奔涌的情感预留的一条精巧的河道。

初一敬祖宗，安顿先人——天边刚泛鱼肚白，爷爷就领着全家老小，跪在祖宗牌位前。三炷清香的烟，袅袅地爬上房梁，爷爷的祷告声也裹着烟熏味儿：“老祖宗们，过年了，回来暖暖脚吧。”

初二归本家，认准血脉的坐标——父亲拎着鞭炮、点心、红纸包好的白糖，带着我们挨家挨户给本家的伯伯、叔叔、嬢嬢磕头。每到一家，父亲先点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动惊飞了树杈上的雀儿，也把过年的热闹炸得满天飞。我们弯着腰行礼，长辈们就抓一把花生和糖果，塞满我们的衣兜。口袋鼓得像小帆，走路时“哗啦哗啦”响，像揣着一兜叮当作响的阳光。

初三初四，是亲情的藤蔓向着更远的地方伸展——把家族的根，一寸一寸扎进姻亲、邻里、老朋友的土壤里。要是乱了这顺序，可不光是失礼，那是“不懂事”——一种近乎本能的羞臊，好像踩错了鼓点，整场年的大戏就塌了半边台。

这严谨的规矩背后，是庄稼人对“天时——方位——次序”最深的体会：时间得有它的刻度，地方得有它的位置，人伦得有它的先后。山民们用脚板丈量，用行动书写着一部比任何古书都更鲜活、更生动的《礼运》篇章。

正月十五前，本家、亲戚、乡邻也像候鸟一样，一拨接一拨地来。他们给爷爷、父母磕头问安，乐得老人们合不拢嘴。我们像小蝴蝶似的，在屋里屋外穿梭，端茶、递糖、敬烟。爷爷会拿出他最金贵的茶叶和旱烟招待客人，母亲把压箱底的好东西都端上桌——珍藏的腊肉、肥硕的公鸡、山野里打来的兔子，父亲捧出好酒和自家酿的米酒，宾主尽欢，常喝到面红耳赤。我和妹妹年纪小，上不了席，就像穿堂风一样在屋里屋外跑来跑去，看这场属于大人们的热气腾腾的人间戏。

而我和妹妹心里最挠痒痒的盼头，就是初四去嘎嘎（外婆）家。

嘎嘎家在五十里外的柳林乡。这一路，得翻牛蹄槽，下赵家岩，蹚过瓦沧河，再爬上孤魂岭，踩过渣鱼河，直到看见村头那棵顶着满头白雪的老枫树——它张开的树冠像把巨大的白绒伞，伞下面静静卧着那座老石桥。桥边废弃的碾坊，那巨大的木轮子早被时光冻住，成了一幅斑驳的旧画。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透，父亲已经背着大背篓走在前头了。篓子里塞满了母亲熬夜赶出来的新棉鞋、供销社买的点心白糖、自家熬的红薯糖、炸得焦黄的麻叶子……我和妹妹深一脚浅一脚，踩着父亲在雪窝里踩出来的脚印，跟着往前走。

山路滑得像抹了釉的瓷器。父亲就从路边拽几把枯草，一圈一圈，结结实实地缠在我们的鞋底上——稻草踩在雪地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大地在哼一首隐秘的摇篮曲。

雪花像无数白蝴蝶，打着旋儿飘落。山峦裹着厚厚的雪，像堆起来的棉花垛，连北风刮过来都显得软绵绵的。喜鹊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跳来跳去，“喳喳”的叫声穿过雪幕传过来；山鸡、斑鸠在雪地上留下像竹叶一样的爪印；麻雀在田埂上啄着散落的谷粒，歪着小脑袋瞅我们一眼，“呼啦”一声就飞进白茫茫的深处去了。

我们追着麻雀的影子跑，脚下一滑，“啪叽”一声摔进雪窝里，浑身沾满了雪，立马成了两个憨头憨脑的雪娃娃。父亲回头假装生气：“叫你们慢点慢点！摔疼了啷个办？”可我明明看见，他的嘴角悄悄翘起来，眼睛里全是笑意。

快到嘎嘎家的时候，母亲突然停下脚步，指着右边的一个小山包，声音轻轻的，像飘落的雪花：“我的嘎嘎，就睡在那头。长大了，莫忘记。”

走过石桥，绕过碾坊，堤坝上的河风带着凉意扑面吹来。大姨家的表兄弟召华、召兵，表姐妹召英、召梅，撑着伞站在雪地里。雪粒子扑打着伞面，“沙沙”响，像春蚕在啃桑叶。他们看见我们，挥舞着冻得通红的手跑过来。召华抢上前，卸下父亲肩上的背篓，拍着我的肩膀：“等你半天了！嘎嘎煨的土鸡汤，油都快凝住了！”

嘎嘎早就掀开厚厚的棉布门帘等着了，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儿，一把将我们拽进左边的厢房——一炉树根疙瘩烧得正旺，火星子“噼啪”地爆开，把我们的脸蛋都映得红彤彤的。大姨端来热水给我们烫脚，小姨递上新棉鞋；湿透的鞋袜挂在火炉边烤着，冒着白汽，一会儿工夫就烘得又暖又软又蓬松。

嘎嘎从柜子里翻出一个蓝布包袱，抖出她自己熬的麻糖和炒得喷香的花生，塞进我们嘴里：“我的乖孙娃子，快尝尝！嘎嘎专门给你们留的，守了半个月喽！”

晚饭的八仙桌上，蒸腊肉油亮亮地闪着光，炖土鸡的香气雾蒙蒙地往上飘，干煸的小鱼仔焦黄酥脆，还有掺了野蜂蜜的自酿米酒，甜丝丝的，一口下去，暖流从喉咙一直蹿到脚底板。我和妹妹专心地吃鸡腿。嘎嘎笑眯眯地夹到我们碗里：“多吃些，长壮实点，才有劲翻山越岭。”

吃完饭，大家围着火炉打“比胡”（一种纸牌游戏），输了的人脸上贴纸条。我也挤进去玩，外公在旁边指点：“出这张，出这张，包赢。”我使劲甩出牌，鼻子不自觉地发出“哼哧”的声音。小姨学着我皱眉头“哼哧哼哧”的样子逗大家，满屋子哄堂大笑，连炉子里的火星子都欢快地往上蹿。

夜深了，大姨端来甜酒汤圆——白玉般的小丸子浮在碗里，像小小的月亮，醉人的甜香裹着热气，弥漫了整个屋子。我连喝了三大碗，甜得连做梦都在笑，梦里全是嘎嘎家的暖炉，还有母亲做的新鞋，针脚细细密密的。

那时候的我，心里头认定了：嘎嘎家的年最热闹，嘎嘎的怀抱最暖和。我真想永远待在那儿，不用背课文，不用听唠叨，就把日子过成手心里一颗永远化不开的糖疙瘩。

后来，我背上书包走出了大山，在城里安了家。拜年的老规矩，却一直没丢。

初一早上，照样带着妻子女儿去给父母拜年。吃饺子，递红包：“妈，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买点合口的东西。”母亲接过去，转身又掏出红包塞给女儿：“乖孙女，快拿着，奶奶给的压岁钱，添件新衣裳。”女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小嗓门清亮亮的：“爷爷奶奶，孙女给您拜年啦！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母亲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搂着她亲了又亲。

我看着母亲鬓角的白霜，又看着女儿花儿一样的笑脸，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抱着我，给我压岁钱。时光像一条河，静悄悄地流，卷走了年轻的岁月，却把最浓的爱沉淀下来——就像嘎嘎家的红薯糖浆，越熬越浓，越久越甜。

可是，世道终究是变了。如今拜年，常常是电话里一句问候，微信上戳个表情包；开车去亲戚家吃顿饭，放下礼物寒暄几句，就匆匆告辞。再没有冒着大雪走几十里山路去拜年的那份虔诚的期盼，再没有围着火炉通宵达旦聊家常的那份温热，再没有踩着雪路一步一步靠近亲人时，胸膛里那股子像朝圣一样咚咚直跳的激动。

我带女儿去走亲戚，她一路上低着头刷手机，手指头在方寸大的屏幕上划来划去，连窗外的景致都懒得看一眼。到了亲戚家，和年龄相仿的孩子没玩一会儿，又各自捧起手机，沉默得像隔了几个世界。再也看不到我们小时候滚铁环、踢毽子那股疯劲儿，看不到输了牌贴一脸纸条的喧闹，看不到一群孩子在雪地里追逐喊叫、把过年的欢腾一股脑儿喊出来的淋漓畅快。

有一回去大舅家，她们一路嘟囔：“还不如在家刷剧。”进门接过红包，扫了一眼就塞进口袋，连句“过年好”都懒得说。我板着脸训她，她翻个白眼：“爸，都什么年代了，还讲究这些虚头巴脑的礼数。”

那一刻，心里头像堵了团湿棉花，又沉又闷。想起父亲当年也训斥过我的顽皮，可那时候的我，心里头装满了热乎乎的期待和纯粹的快乐——盼着过年，盼着拜年，盼着和亲人待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而现在孩子们的快乐，好像都藏在了冰冷的屏幕后面，躲进了那些无声流淌的数据里。

直到今年正月初四。两个女儿拉着我的手，兴奋地喊道：“爸，我们要去给外公外婆拜年！”——心口猛地涌起一股暖流，像温泉喷涌，烫得我眼眶发热。

开车到了岳父家。车刚停稳，女儿就推开车门扑进岳母怀里：“外婆！给您拜年啦！”岳母笑得见牙不见眼，掏出红包塞给她。女儿接过来，又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个小盒子：“外婆，这是我攒零花钱买的护手霜，您的手老裂口子，抹这个会好点。”岳母眼圈一下子红了，紧紧搂着她，脸贴着脸：“我的乖孙长大喽，晓得心疼人喽！”

那天，她俩的手机一直没碰。和舅舅家的表姐妹在院子里打羽毛球、踢毽子、跳绳，笑声像银铃铛似的摇来荡去，惊飞了树梢上的麻雀。我站在那儿看着，恍惚间好像看见了小时候的我和妹妹在雪地里堆雪人，看见了表兄弟们在山路上奔跑喊叫，把过年的喧腾全喊出来，把心里的欢喜全释放掉。

吃饭的时候，她们端起果汁，认认真真地举杯：“外公外婆，祝你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岳父举起酒杯，爽朗地大笑：“好！好！我的乖孙子真会说话！”

就在那一瞬间，我豁然开朗：年味，从来就没淡过。它不在鞭炮震天响的轰鸣里，不在鸡鸭鱼肉堆满桌的丰盛里，不在新衣裳多鲜艳华美里，也不在压岁钱的红包有多厚实里——它就藏在人与人之间那份朴素的牵挂里，那份贴心的温情里，那份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亲缘里。

小时候盼年，图的是新衣裳、好吃的；长大了盼年，为的是回到生命的起点，听听父母的唠叨，看看孩子的嬉闹，摸摸土地的印记，闻闻家族的味道。

拜年，从来就不是虚礼和客套。它是一场庄严的生命仪式：是把长辈的慈爱，稳稳地交到晚辈的手里；是把家族的暖意，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它像一根看不见却无比结实的线，把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任凭你漂得多远，飞得多高，总能顺着这根线，找到回家的路，回到那个储满了爱和温暖的窝。

窗外的雪还在纷纷扬扬，像万千白蝴蝶在飞舞。女儿正举着相机给岳父岳母拍照，笑容灿烂得像盛开的花——就像小时候的我，就像年轻时的母亲，就像每一个眼巴巴盼着过年、盼着去拜年的赤诚的孩子。

我仿佛看见了多年以后，当她们也成了母亲时，一定会牵着自己的孩子，踩着或相似或不同的风雪，回到我们面前，俯身拜年。那时候，她们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这个碎雪翩跹的冬日，想起这份被岁月深深窖藏却愈发醇厚的亲情。

我拿出手机，拍下这温暖的画面，存进相册，更深深地刻进心里。

年啊，其实一直在我们血脉里奔流，从未远离。

它像母亲的絮叨，绵绵的，像春天的雨，无声地滋润着心田；像嘎嘎的麻糖，含进嘴里就化了，余味却长长地缠在舌尖；像雪地上的脚印，深深浅浅，每一步都踏得实实在在；像那句最古老也最真心的“拜年了”，朴朴实实，却重得胜过千言万语；更像那份永不褪色、血浓于水的亲情——它不靠烟花点亮夜空，却用心跳丈量归家的路途；它不借酒席铺张排场，却用眼神确认彼此的存在；它不凭年轮计算长短，却用体温感知情意的深浅。

只要还有人记得要叩首的方向，年就在那儿；只要还有人愿意俯下身去拥抱，年就在那儿；只要还有人把“拜年”这两个字，变成一句暖心的话、一个结实的拥抱、一双密纳的新棉鞋、一支悄悄准备的护手霜——年，就永远活着。

活在血脉的奔涌里，活在雪光的映照下，活在每一代人弯下腰又直起身的庄重姿态里。

——那姿态，叫“传承”；那动作，叫“归家”；那童声，穿过四十年的风雪，依然清亮得像敲响了磬：“爸，我们要去给外公外婆拜年！”

（作者单位：竹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