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回忆录·
徐昭武

　　编者按：欧阳山在《<邵子南创作选集>序》中谈到邵子南与人民的关系这个问题时说：“…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把我们带到湖北省竹山县一带，使我们和这里的战士、农民，这里的饱尝苦难的妇女，都混得很熟，还有这里的被我们俘获过来的国民党的兵油子，还有作为反面人物的流氓地痞，我们也都有一些来往。”显然，这是邵子南未完的中篇小说《三尺红绫》提供的。徐昭武的文章记述了邵子南在竹山的一些情况和《三尺红绫》的背景材料，予以发表，表达竹山人民对邵子南的怀念，并供研究邵子南生平和创作的同志参考。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竹山县城的大街小巷传播着这样一个消息：地方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地干班)要招收学员。我听到了万分欢喜，忙不过地跑去报名。
　　地干班设在县立中学，我走进办公室，见里面已挤满了人，有青年学生，有青年农民，还有留发巴的妇女。他们围着一位解放军同志，谈得很热火。有的诉说着家庭的苦难，有的讲个人的遭遇。那位解放军中等身材，头戴一顶灰色八角帽，帽沿很软，搭拉在额前。面容消瘦，颧骨较高，上唇内缩，下唇凸出，说着一口四川话。灰色棉袄又宽又长，显得不很合身，袄面上油腻腻的。如果不看他腰间皮带上别着一支左轮手枪，兴许以为是个入伍不久的炊事兵呢！报名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竹山县第一任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司法科科长、地干班主任邵子南同志。我们学员一直称他“邵主任”。
　　邵主任的担子很重。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工作，他都要做，每天还给我们讲三小时的课。他讲的是《社会发展史》和毛主席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随身背着个打了两个补丁的旧黄挎包，里面装着一支小楷毛笔、一个铜墨盒、一个自己装订的黄纸本子。在膝盖上就可以办公。
　　邵主任是一九四九年元月底随军南下来到竹山的，同年六月底离开我们奔赴四川。至今已整整三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他那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都在竹山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直到他的中篇小说《三尺红绫》出版后，竹山人民才晓得他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的书中描写了竹山的人和事。
　　三十年来，我常常怀念邵主任。我和他在一起虽说只有短暂的四个多月，但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用他的品德教育自己的子女，也当故事讲给青年们听。由于文化水平低，我不能写出一篇象样的文字来纪念他，只好写出他在竹山的几个生活片断。

父亲的丧事

　　我和邵主任相认才七天，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这天早晨，我父亲得急症(脱气)死了。一无棺材，二无寿衣，三无粮食，我奔波了一天，仍无着落，无法安葬，全家哭成一团。我也没到地干班请假。邵主任听说后，就亲自到我家来看。
　　看到邵主任，我更加伤心地哭起来。他问我：“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他十四岁起就帮人家当长工。”
　　“帮过哪些家?”  
　　“帮过永昌恒、慎昌祥、盐行。”
　　“这几家老板都在吗?”
　　“都在。”
　　邵主任叫我喊保长来。费保长来了后，邵主任指着我父亲的尸体问：“你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帮人一辈子。”费保长答道。
　　“帮人一辈子，为什么死了无人过问?”
　　费保长无言所答，邵主任面色严肃地说：“你马上把他所帮过的老板都叫来，快，我等着！”
　　费保长叫来了永昌恒老板余子宽、慎昌祥老板王泽民，盐行老板崔福堂。    ；
　　大概是费保长给三个老板传了话，他们一进门都哭了起来。
　　邵主任厉声说：“猫哭老鼠I不要你们来这一套。他一生受你们剥削，死了应该由你们安葬，还要披麻戴孝!”要三个老板各拿五十斤棉花作安葬费。(刚解放，法币——国统区纸币——不能使用，用棉花折合)并责成费保长办理。
　　邵主任这样安排我父亲的丧事，我们全家都得到了安慰，感激邵主任的话装在心里，一时说不出来。
　　可是，到了中午，三个老板还没有拿棉花来，连面都见不到了。我又去找费保长，费保长说：“老板们不拿棉花，我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去找邵主任。邵主任一听，很气愤，就派司法科科员熊海山同志到我家负责安排此事。
　　熊海山是个性情火爆的人。他喊来费保长和袁甲长一起到永昌恒对余子宽说：“我们准备把死人抬到你家里来，怎么样?”余子宽吓得要命，连忙说：“我送棉花来，马上就送。”熊海山对费保长和袁甲长说：“不要他的棉花，你们派人把死人抬来1”
　　余子宽连忙派人送来五十斤棉花，又去催慎昌祥和盐行的老板。
　　直到夜晚，我父亲才被装进棺材。三个老板头戴白孝安葬了我父亲。
　　这事很快传遍了竹山城，老百姓都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办事的，信得过。

深夜枪声

　　一九四九年正月十六(阳历二月底)，也就是竹山县城解放后的第二十三天，国民党正规军马洪魁部大兵压城，驻扎在城西六十里外的溢水，伪县长贺理华的夜壶队(当地匪军)驻在城南四十里的黄土垭。情势十分危急。城里没有解放军，地方干部和地干班学员都做撤离县城的准备。邵主任一天到晚不是忙着开会，就是组织我们学员做干粮、分发枪枝。晚上十点左右，邵主任组织我们学员开会，他说：“我们不仅要做撤离县城的准备，还要准备打仗，你们怕不怕?”
　　“不怕！”我们齐声回答。
　　邵主任哈哈大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笑声。
　　“啷个不怕哟，你们没有打过仗，还怕贺理华回来杀头哩！”他又风趣地说：“你们还是‘二共’呀！(国民党称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为“二共”)你们还是好好地睡觉，敌人进城也没有那么容易，我们的部队在顽强地顶着。到撤离的时候再通知你们。”
　　散会后，给每人发了一支步枪和一袋馒头干。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第一次拿到枪和干粮袋，又喜又怕，心里说：“我们不是‘二共’，我们要当真正的共产党1”
　　回到寝室，躺在床上，谁也睡不着，想这想那的。灯盏里桐油熬干了，灯草点完了，我们才合上眼。
　　约莫四更时分，邵主任寝室窗外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学员们应声而起，拿起枪和干粮袋向邵主任房间跑去。我第一个跨进他的门坎，邵主任一把将我推出门外，小声严厉地命令道：“离开！谁也不要接近我！”我退到他对面的墙根边，别的学员也被我拉着站在一起，距离不到五公尺，月光下我们看得很清楚，邵主任站在那儿，拿着手枪，注视着窗外的动静。
　　我们呆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又不见他同房间的通讯员小朱。
　　沉静了几分钟，邵主任将手枪插进腰间，说：“徐昭武，朱祥林进来，其余的分两组到大门和后城墙去查看情况！”
　　进屋后，邵主任擦火柴点燃桐油灯，叫我们查看现场。
　　床头墙上有一个窟窿，床上洒满了泥土，显然子弹是从窗孔射进来的。
　　邵主任说：“咯老子，还是想打死我！”
　　通讯员小朱提着步枪跑回来气喘吁吁地说：“前门没有发现敌人，大概是从后城墙跑了。”
　　邵主任说：“这个龟日的，终久逃不脱我们的手心，迟早总要收拾他！”
　　一阵紧张之后，邵主任写了张纸条折叠起来交给小朱，要我陪小朱一起到县政府交给县长刘华。我们刚走到县政府门前，就遇见迎面出来的刘县长和三个全副武装的同志。
　　刘县长来到地干班，握住邵主任的手，风趣地说：“老邵啊，监狱里跑了犯人，特务放冷枪要杀你，夜壶队要进城，热闹得很呀I这又是写作的好材料，写出来比你那《李勇大摆地雷阵》还要精彩！”
　　邵主任立即问：“跑了谁?”
　　“就是你破案的那个谋财杀人犯陈光兴。”
　　“什么时候?”
　　“两小时前。”
　　邵主任叫我去打水洗脸，他和刘华同志一起走了。

三件人命案

　　我们的邵主任，三个月内断清了三件人命案。
　　这三件案子是极其复杂的。一件是竹山城解放的第二天，城内一个穷得揭不开锅的妇女上吊自杀了，其夫杨其林向政府告状，说是有人抢了他女人的七根金条，杀人灭口。周围的群众谁也不相信她有什么金条被抢，说她是个疯子，打胡说。这是一起无头案。另一件是一个姓陈的和一个姓胡的争着当保长，陈杀了胡，这案子伪政府没有断清，又向新政府起诉。还有一件是王王氏(即《三尺红绫》中王秀芬的原型)离婚案，之后又告王王氏杀人。
　　地干班结业后，我留下任地于班秘书，朱样林同志被分到司法科当科员，加上原在司法科工作的熊海山同志及通讯员小朱共五人，都归邵主任领导，既是地干班职工，又是司法科干部。
　　邵主任召集我们开了一个民主生活会，会上我说告状的人太多了，工作太忙了，又忙不出一个名堂。邵主任说：“我们已经有名堂了，有人向我们告状，这就是名堂呀!现在我们人少事多，不能把所有的案子同时查清楚，要分一下轻重缓急。我们面前摆着三条人命案，要打开局面取得人民的信任，首先要查清杨其林告的谋财杀人案。” 
　　“杨其林穷得叮当响，他有啥财让人家谋呢?状纸上又没把金条的来龙去脉说出来，怎么查?”朱祥林说。
　　邵主任笑了笑，从黄挎包里掏出黄纸本翻开看了看，问；“你们城里有个杨大人吗?”
　　我说：“有。"
　　邵主任果断地说：“这是谋财杀人案。杨其林虽然告了状，可他又怕得要命。”
　　我们莫明其妙，面面相觑。
　　邵主任若有所思地说：“十五年前，杨其林家的母猪，拱出了杨大人埋的七根金条，杨其林便收藏起来，一直害怕杨大人发觉后告他偷金之状，性命难保。他去郧阳挑脚，就悄悄把金条转移到屋梁上藏着，回家来看见女人吊在梁上，金条不见了。” 
　　我们都很惊讶：邵主任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