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斌

一

　　这里空气很沉寂。旁边是一位小伙子，连看看报纸都很客气地借，很客气地还，一路上自然话很少。斜对面靠窗位置坐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她或者看看窗外，或者埋头休息一会儿。或许是感觉到空气太沉闷，她忽然拿出一包西瓜子，倒在桌上对大家说：大家都别客气，吃点儿吧。大家小心翼翼地拈上几颗，小心翼翼地搭几句话。
　　说来有趣，她竟然是一名佛教徒。家在东北吉林省，在广东一家寺院的时候听说湖北竹山有个石佛寺很有名，于是来到石佛寺呆了好一段时间，这才回家去。
　　佛教传入我国后长盛不衰，南北朝时期尤为鼎盛。杜牧《江南春》中描写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我不相信佛家的因果报应，但佛教教义有引人向善的一面，我胡乱扯上几句倒助长了她的谈兴。她对佛教的历史相当了解，还记得神秀和六祖慧能的故事。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谒语她记的分毫不差。我这点佛教知识简直是班门弄斧，不由得想结束她的“演讲”。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带有“挑衅性”的问题：如果达赖喇嘛回到了西藏，提出西藏独立，她会怎么办？她正色说道：“那肯定不会听他的，西藏从来都属于中国。作为一名佛教徒，必须要爱国信教。爱国是第一位的，达赖喇嘛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要了，佛教徒们怎么会听他的呢？”
　　这真是一位智者。

二

　　天气已经很热了。我是穿着衬衣打着领带上的车，没坐下就满头是汗了，不得已只好扯下领带，可这样也挡不住那种闷热。列车里的空调虽然开着，可是车箱里人塞得满满的，过道上都密密地挤满了人，空调阻挡不住热气在列车里流动。
　　火车走一站停一站，停一站上一拨，越上人越多，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站到了我旁边。这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一脸沧桑，表情严肃，穿着两件长袖衬衣，外面还套着一件马夹，估计是个农民。他比我出的汗还要多，满脸的油汗珠儿。大概还有物品在行李架上，他也不敢到别的地方去－－实在也没别的地方去。
　　夜深了，很多人都耷拉着脑袋打磕睡了。他没处可去，站在过道上，把手臂放在我的靠背上，再把头放在手臂上休息。可列车是有晃动，这样不能成眠。后来他干脆蹲在过道上，可时间一长腿会麻，他就不时地站起来晃动晃动，然后再蹲下去。后来他用手把过道拂了拂，就准备坐下去。我递给他一张看过的报纸，他接过时露出一丝很诧异的微笑，象是尴尬又象是感激。我也没说什么就回过了头。在陌生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冷漠和戒备，实在没有必要说话。
　　其实过道上也坐不安稳，来来往往的人不说，餐车隔不了几分钟就推过来推过去，他必须得站起来，他也总是不声不响地站起来，没有埋怨也没有嘟囔，非常沉稳的样子。我忽然觉得他可敬起来，生活的艰辛常常会让男人直不起腰来，而他在努力挺直他的腰。

三

　　这是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人，运动装，皮鞋锃亮，从他帮列车员推销商品的举动和怪腔怪调的调侃中，可以看出他的活泼－－抑或可以说是浅薄。大概是听出了我的口音，他和我搭起了话。
　　不过还真是个爽快人，我们也没问他到北京干什么，他巴不得我们知道似的说开了：“那个姑娘一个劲儿打电话，非要我到北京去。我都呆了半个多月了，还不让回家。家里老婆又一个劲儿地打电话要我回……”不知是得意还是因为什么，他满脸都是快乐的疲惫，买东西的时候都乐地要说两句：“带了两千块钱去，回来倒有两千多了。”
　　看他的表情，与其说是苦恼，不如说是炫耀。据他说，他家里有两个孩子，老大都上了初中。北京那个女人和他是一个村的人，现在北京很有钱（没好意思问她做什么工作）。
　　一个是为他生儿育女的老婆，一个是对他情真意切的情人。周旋在两个女人之间，我们不禁为他担心起来。问他打算怎么办，他倒满不在乎地说：“以后有钱了，悄悄养起来呗。”他谈他认识的矿山老板，那些在矿山上发财的老板，每人都有三、四个老婆呢。他说原来在广东很挣了一些钱，现在也不怎么样了，在家里跑“摩的”，有时倒能挣上一些钱。他想到矿山上去找钱，可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赚到钱……
　　没人和他说话了，他倒在椅子上昏昏地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