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鸿小说集《县里.乡里.村里》代序
罗维扬
在现当代文学中，山西有个叫做山药蛋的文学流派，它的领军人物是赵树理，继之有后来称之为“五老峰”的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还有别的一些人。他们的共同点是：书写农村题材，反映农村生活，塑造农民和农村干部形象；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展示新风尚，不回避老问题，赵树理甚至称自己的作品是“问题小说”；其语言风格是朴实淳厚，通俗活泼，在民族化、大众化上下功夫，让农村读者喜闻乐见，口口相传。
山药蛋的植物学名称是马铃薯，是从欧美引进的既可当粮又可做菜的高产农作物。它在秦巴山中叫“洋芋”，在东北叫“土豆”。从毛泽东的反修诗词“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可以看出东北叫“土豆”是从“老毛子”（苏联人）那里学来的，美国来的“肯德基”“麦当劳”快餐中有一种常见的食物“炸薯条”，就是马铃薯的粗粮细作，现在的年轻人以吃炸薯条为“洋气”、“时尚”，其实那是土得掉渣儿的土豆丝在油锅里打了个滚儿。
我上小学时读过《田寡妇看瓜》，却不记得赵树理。上高中时，同学毛庆炎买了赵树理的新书《灵泉洞》，我不以为然，也没看。上大学时要学赵树理，却读不进他的《李有才板话》，认为太土气；看了歌剧《小二黑结婚》的电影，觉得小芹的唱段好听，才找来小说看了一遍；从图书馆里借来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没有看完就还了；快毕业时，从人民文学上看到赵树理的新作《卖烟叶》，有些佩服了。直到看电视连续剧《赵树理》，我算才认识了这位伟大的中国作家。我钦佩他的为人为文，钦佩他在1959年上书批评时政，为农民鼓与呼，惋惜他在中国作协“反右倾”和在山西“文革”中的遭遇。对于他的艺术，我是从汪曾祺给《今古传奇》的供稿中，谈到他与赵树理在《说说唱唱》时共事的情形时，有所了解赵树理的。汪老的文学语言令我五体投地，而汪老佩服的却是赵树理。他说赵树理的语言不土气，而是新鲜、生动、活泼。可见我的无知和偏见。如今我也老了，要做的事还多，不打算研究赵树理、师从赵树理，但我觉得赵树理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好作家、大作家，应该有人继承他的文学传统。
欣鸿就是继承赵树理文学传统的一个人。他的这部小说稿，我看了两遍。2010年他在珠海出版社出版了处女作《欣鸿小说选》。今年上半年，我让他把那本书之后的新作品发过来看看，我看了后给它取了个书名叫《县里.乡里.村里》返还给他，他仍继续写。前几天他将加入新作的新编书稿发来，便是这本书的地本了。他让我再写篇序，我就想出了这个题目。我是想让山西文学界、让赵树理研究会明白，山药蛋派不限于山西境内，秦巴山中也有山药蛋。马铃薯适宜于寒带生长，中国的高寒地区也长马铃薯。山药蛋派可以说是产生并繁衍于中国贫困农村的文学流派，研究山药蛋文学流派，应立足山西，放眼全国，寻找各地的山药蛋，欣鸿的小说就是秦巴山中的一枚山药蛋。
欣鸿的小说书写“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题材，他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农”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塑造了新农民和新的农村干部形象，也反映了老农民和老干部适应不了新形势、解决不了新问题的困境，如《这幺叔，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周立波在湖南益阳县安家落户，在农村里浸润多年，写出了《山乡巨变》；柳青在长安县皇甫村蹲点式地深入生活，写出《创业史》；新时期，陈忠实回到老家白鹿原住了十年，写出了《白鹿原》。他们是专业作家深入生活。而欣鸿1958年出生于山区农家，长大后参加工作当乡镇干部，到县里工作后也经常下乡，退休后办企业搞农产品加工，与农民、农村干部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是血肉联系，他写出的作品是专业作家靠“深入生活”写不出来的，更是“80后”、“90后”的后生们不感兴趣，不屑写，更写不出来的。欣鸿的小说是否在全国有个案意义、是否值得推广、是否值得研究，请有关部门考虑。
至于老谢这个人，通过这几年的接触，我感到他是个肯动脑筋（或者说有智慧）的实干家；读了他的作品，我发现他还是个理想主义者。赵树理自称他的作品是“通俗故事”，欣鸿的小说是新时期“三农”题材的“通俗故事”，这是城里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带着露水、汁液流转的新鲜故事，只有读它才晓得。
欣鸿小说并非稀奇古怪的通俗文学，而是通俗的文学。它的通俗性并非在于一览无余，好多篇也不是“直不笼统”，而是有内容可品味的。它的蕴含，它的黑色幽默，冷幽默，它的余味，得靠读者去咀嚼，才品得出来。
我又将书稿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读了一遍，力所能及地将文字差错消灭到最低程度。这是为了给该书出版时的责任编辑减少点麻烦，是否也可向读者表明：这本书还是经读的，罗姓七旬翁读了三遍，并不厌烦。
（作者为原《今古传奇》总编，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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