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维扬
央视不时插播的公益广告《我23岁》，是让几个年轻人从工作岗位上依次出镜，高叫着“我，23岁！”，最后落脚到“年轻，不可看轻”的稚体字幕上。我看到这个广告，就想：是针对社会上存在看不起年轻人的倾向，让年轻人站出来为自己呜不平而呐喊；还是显示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和自豪感，激励更多年轻人努力拼搏，勇往直前呢？因而，回忆起我23岁那年由学校走向社会，从武汉来到竹山的种种境况，遂作此文。
――题记
一、撤离汤逊湖
1965年５月，我从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公社红星大队第八生产队的驻队四清工作队队员的岗位上“撤离”，告别汤逊湖。汤逊湖现在归武汉市江夏区管辖。2012年５月，我曾找到当年我住的那个地方，现在叫新路村，见到过当年的房东印锦文。
1964年９月，来八队参加“大四清”，与社员们“四同”。“同吃”，是吃派饭，早中晚三餐共交一斤半粮票，４角５分钱。“同住”，先住在一户下中农家里，后来发现他解放前在沔阳当过甲长，“不可靠”、“不能依靠”；就搬到贫协代表印锦文家里。睡的是自带铺盖。“同劳动”，我干过锄草、插秧、割谷、到武太闸去拉粪船等活儿；并帮助房东绞草把，挑水，择菜，烧火，扫地。“同学习”，进村时同学“前《十条》”，年底工作队到汉口黄浦兵站集训后，再进村就同学“后《十条》”。
驻八队的工作队员有三人，一位是洪山区农委的陶德义（？），他是三人小组的组长，四十上下年纪，我喊他陶同志；一位是洪山区东亭公社的团委书记周世焱，当时是“专业工作队员”，我喊他小周。当我单个儿与社员们一起下地锄草时，他们总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按照工作队的规定，总回答“是毛主席派来的”。他们追问，总有个工作单位唦。我还是说“是毛主席派来的”。他们不依不饶，竞相猜测。有的说是洪山区农委？我摇头。有的说是市蔬菜公司？我还是摇头。有的说是区文化馆？我依然摇头。有的说是区电影队，我也不点头。直到临别前，我才对房东印锦文说，我是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快毕业了，要回学校补课，参加毕业考试。
临行前，小周送我一张小二寸的照片留念。我的同班同学涂怀章驻洪山区东亭公社，担任东亭大队工作组的秘书。当时没有想到，现在武昌东湖路翠柳街１号我所在单位湖北省文联大院正在当年东亭大队的地盘上。离开汤逊湖，没有饯行，没有欢送仪式，我也没向社员们一一告别，就背着被窝卷，提着小搪磁盆里装着杂物的网兜，沿着“港（河）”堤，步行到李家桥，再走到南湖公社机关门前集合，上了武师派来的卡车。与同来南湖公社参加“大四清”的武师同学们一起，摇摇晃晃回到位于武昌区三层楼、积玉桥一带的武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北大学校址。
二、毕业前夕
回到武师，我还是住男生宿舍楼302寝室，同寝室的还是周启富（硚口人）、徐修勤（汉口人，毕业后分到洪湖，第二年因送病人到武汉就医，自己却病逝了）、李永洲（麻城人）、褚福堂（均县人）、杨鹏健（恩施人）、汪为盛（麻城人，毕业后留校，当政治辅导员，住学生宿舍，第二年就因白血病去世）、徐新敬（通山人）和我（随县人）。一间屋里四张双层架子床，八张翻板小课桌，一个放碗筷的置物架，住着八位书生，同窗四年，难得！还是到凹字形的文史楼402教室上课；课余时间还是到数学楼底层的报刊阅览室去看《人民日报》副刊和《人民文学》、《诗刊》、《收获》、《作品》、《安徽文学》等杂志，偶尔路过教工俱乐部，也瞄一眼里面悬挂着的九吋黑白电视；还是到学校图书馆一次借四本书放在枕边看；早中晚还是到学生大食堂窗口排队凭餐票打饭；每天早晨学校广播站的开始曲还是民乐合奏《喜洋洋》。离校九个月，一切照旧。
入学时说要开的二十几门课，到四年级《外国文学》还没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设讲完。
《中学语文教学法》也没讲完，就要实习。教这门课的罗大同老师，是全国研究中学语文教学法的权威，他让我们看他的一本16开本铅印讲义，只讲了讲有关语文教学的实习问题。系里说要到汉阳三中去实习，不知为什么又取消实习了。罗大同老师让我备课，讲初中语文课本中韩愈的《师说》。我用一节课时间串讲了全文，精讲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罗大同老师和几个同学听完后，评论了一番，就算了事。
系里没要求写毕业论文。教《中国古典文学》的李悔吾老师，要我们写一篇文章，当作毕业考试，权当毕业论文。我自拟的题目是《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典型形象塑造》，写了三四千字，不像现在学位论文格式“关键词，提要及英译，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等，就是一篇评论文章。我直接送到校门外第一排教工宿舍李悔吾老师家里去，算交卷，没有举行答辩，就通过了。
我的总成绩单上，凡是考试的科目都是“优秀”；凡是考核的科目都是“合格”。那时还没有实行学位制，只发了毕业证。1990年代，我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和《中国古典十大喜剧》两本书，翻开版权页看署录，是王季思和李悔吾两位先生编的，倍感亲切。王季思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我的文友、北京人艺的编剧郭启宏的老师；我是李悔吾老师的亲挚弟子，他教过我“明清小说”。
思想鉴定是系里抓的头等大事。教《外国文学》的金嗣锋老师，没给我们上课，却当我们班的政治辅导员，负责全班同学的思想鉴定。他先要同学们写自我鉴定，然后在小组会上念，让同学们评论，最后由党、团支部书记总结写评语。评语与我见面时，我不同意说我是资产阶级思想，不同意说我有名利思想，不同意说我走白专道路。金老师就“单兵教练”，找我谈话。一天晚饭后领着我沿单身教工宿舍与教工食堂之间的林荫道上散步，走来走去，上纲上线地教训我，要我承认是“资产阶级思想”。听口音他好像江浙人，不知是从哪所高校毕业，分配到武师不久，还没上讲台，是个助教。我不承认是“资产阶级思想”，辩解道：学习文学创作，向报刊投稿，班上不止我一人，不能因为我出身不好，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去年５月在《武汉晚报》上发表两首儿童诗，投稿时用的是笔名“乐喂羊”，发表时编辑改成了“乐维羊”，我图的什么名呢？只得过六元钱的稿费，不够我花费心血的代价，我图的什么利呀？我走的不是白专道路，而是红专道路。从初中二年级起我就要求进步，到今年每个学期递交两份入团申请书，到现在没有批准入团。不是我不“红”，而是不让我“红”。他没有说服我，我也不可能改变他的“偏见”。直到1968年，我才知道我的人事档案中的《思想鉴定》，仍然是“名利思想”，“白专道路”。这才明白，“组织鉴定”是由不得自己的，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庆祝1965年“七一”，年级学习委员、（一）班的吴永祥同学提前编写了一期“庆祝党的生日”的墙报，贴在男生宿舍楼到学生食堂去的那面墙上，同学们吃饭路过时都围观。其中有一首新诗《红枫》，是吴永祥自己写的。贴出不久，系党总支组织干事，又是（一九）六一级政治辅导员的顾某某，召开全年级的学生大会，口齿不清地说《红枫》是攻击党的大毒草，组织了几个同学上台批判。不知这事儿进了吴永祥的《思想鉴定》、装入他的人事档案没有。吴永祥的学习成绩很好。我们（二）班的有人喜欢搞创作，他们（一）班的有人喜欢做学问。这时吴永祥还和同班同学张光森一起准备报考研究生。他问我为什么不报考，我说出身不好，考得再好也不会录取。后来听说，这一年武汉师院地理系的一位毕业生杨建业报考研究生，被录取。听说毕业后吴永祥被分配到宜昌地区远安县的某个农村中学任教。1998年秋，我出差到宜昌，吴永祥时任宜昌市政府的副秘书长。他说跟着领导写了几十年“材料”，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接待群众上访，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来对付，吃力不讨好，盼着早点退休。
武师1965年的仲夏夜，在生物楼旁边的小操场上接连放了几场内部电影，有《逆风千里》、《舞台姐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不卖票，也不排队，自带凳子，随便看。中文系各党团支部号召大家写批判文章，贴大字报。几部影片我都看了，却没有写批判文章。因为我看不出问题来，倒觉得演的不错，拍得也不错。特别《早春二月》，是根据鲁迅弟子、“左联”青年作家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改编的，主角孙道临、谢芳演得很好。但我不敢叫好。想起离开汤逊湖前的事儿。工作队队长林文山（他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厂长，十三级干部，是我见过的第一位高干），有一次在工作队开会的间隙，他拿一本《中国青年》杂志的封底上水粉画《乘风破浪》叫我看，问我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不出什么问题来。他便说我“缺乏政治头脑”，说这是一幅反动画！你看，风是从西往东吹，是“西风压倒东风”，与我们的“东风压倒西风”唱反腔！他又指着画面说，所有的人都没有穿裤子（是几个人的下半身被芦苇遮住了），就是赫鲁晓夫攻击我们的“中国人穷得没有裤子穿”；你看，三面红旗倒了两面，就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还说，芦苇里藏着一条反动标语“蒋介石万岁”。我看不出来，想说，那不是“字”，是芦苇的枝叶经风一吹东倒西歪，乱成那个样子的。但我不敢说。不能与党的高干唱对台戏。他又说，作者的名字问题更大，“李浩泽”！两个三点水，他是要过海到台湾那边去“告”毛泽东。我不以为然，但不敢吭声。
林厂长大概是看过“大参考”，知道毛主席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条批示，我们在校学生当时不可能知道。但回校让我们看这些挨批判的电影，更感到文化工作危险（论）。
回武师不久，就听说中文系副主任汤济川投沙湖自杀了。我们到郊区参加农村社教的同时，武汉市区在搞“城市社教”。市委派宣传部长带队的工作组进驻武汉师院，同样是搞“大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要满腹经纶、温文尔雅的文弱书生汤主任重新交代他的“历史问题”。他吓破了胆，怕过不了关，三更半夜，投湖自尽。捞起来后，仍然批判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我们入学时，系主任朱祖延被高教部派到埃及搞汉语教学去了，汤主任在家主持教学工作，提出的师范学院中文系“三个一”的教学方针，即“一口话（普通话），一笔字（毛笔字和粉笔字），三百篇文章（熟读、串讲古文）”。我们当时是心悦诚服的，现在却说是“修正主义纲领”。不知该怎么批。
听到汤主任投湖自杀的消息，同学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被认为“只专不红”的同学心惊胆战，不寒而栗。
三、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前，系里重申大学生的“三大纪律”，一是又红又专，二是不准恋爱、结婚，三是毕业服从分配。武师是市管高校，前几届的毕业生，七成留武汉，三成去专县。到我们这一届，倒过来，七成下专县，三成留武汉。我心里确实想留校，教文艺理论课。因为我有一点小小资本，即1963年连续在《湖北日报》“东湖”副刊的内部刊物《读者﹒编者﹒作者》上发表了三篇文学评论，得到教《现代文学》的章子仲老师和教《写作》课的范际燕老师的鼓励。但我想留校,他们做不了主，我也没有胆量请他们向系里推荐我。留校不可能；留武汉，也是非分之想。
当年高校的毕业生分配，高教部提出“四个面向”，即“到农村去，到工矿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响应这个号召，在毕业分配志愿表上，填写了“新疆”和“西藏”。自知出身不好，根据党的干部回避政策，我走得远远的，避开随县的地主家庭，总可以吧。我家里还有七个弟弟，父母老了，可以由他们照顾。谁知，等从系办公室秘书、系团委书记龚国润（后来才知道他是竹山人）手里接过那张粉红纸油印的《毕业分配通知书》时，上面填写了五个字：“罗维扬”，“襄阳”。我“远走高飞”的梦想破灭了，只有服从分配，到襄阳。有人解释说，念我家大口阔，经济困难，到襄阳可以分回随县，便于照顾家庭。我心想，十几年都在教育我要与剥削家庭划清界限，现在怎么可能让我回家乡去照顾应该背叛的家庭呢？
拿到通知书前，我就听说，系里下半年要招收越南留学生，我们这届毕业生要留八个人当助教，教越南学生学汉语。通知书一发，才知道有（一）班的刘刚军（后任湖北大学党委副书记，在湖北省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任上退休）、李运龙；（二）班有汪为盛、涂怀章。另外四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与我同在汤逊湖搞“大四清”的武师历史系毕业生罗明智（后改名为罗炽，在湖北大学政治系主任任上退休）也留在历史系当助教了。我的同班同学又是同乡的毛庆炎也分到襄阳，他很满意，可以与1962年就在家中结婚了的高中女同学刘咸璟团圆了。
一发通知书，同学们就要各奔东西。留校的、分到武汉市的、下到专县的，之间登时像裂开了一条沟，隔得开开的，离得远远的。各自收拾着行李，下专县的等待着“滚蛋”。
我捆好被窝卷，红底黄花的被面是我母亲1961年８月在我收到武汉师院录取通知书后在贯庄一大队何台分销店扯布缝的，上面她绣了“罗维扬”三个字，怕我洗晒时跟别人弄混了，弄丢了；再生布的行李箱，是我父亲花17元钱，在随县城关镇百货公司买的。这个箱子用了四年，这时装进四年来中文系发给我的所有教材、讲义和我自己买的《中国诗史》三册、《昭明文选》、《随园诗话》、《唐诗小札》和几种新诗等二三十本书，还有我从二年级开始的新诗习作的结集。以我杜撰的“原始人出版社”“出版”（装订成册）的手写本诗集五册《故乡与春天》、《田野集》、《美妙的梦》、《老柏树下》、《村口》。现在电视上说“传家宝”，这算是我那时给后人留下的传家宝吧。虽不值钱，但它是我的处女作，值得收藏。可惜这五册手写本诗集，1969年底从我寄存在竹山一中徐应瑞那里的樟木箱子中被“革命动力”抄走后，1979年落实政策，我向时任竹山县委组织部部长董大荣要求退还，他说不知那时的专案组弄到哪里去了，不了了之。至今下落不明，仍是我的一块难祛的心病。
到学校总务处行政科去归还用了四年的蚊帐，算是我与武师脱尽了干系。临走的前夜，我赤身睡在光溜溜的木板床上，任汗水从上层滴到下层，蚊虫叮咬也只有甩起巴掌狠狠地拍打自身。
听完最后一曲《喜洋洋》，学校的大卡车，把全校分到襄阳专区的毕业生，拉过长江大桥，送到汉口新华路长途客运站。我没有与武汉说“再见”，心想这辈子再也不可能来武汉了。
四、车过随州
大客车快到随县时，长途颠簸，我头昏脑胀，一忍再忍，还是作呕了，吐得“酣畅淋漓”，“一泻无余”，胃液、胆汁“应有尽有”。我扭头俯身喷向窗外，看着污秽随风向后飘落，也弄脏了车厢。这是热昏了，颠晕了的生理反应，还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理反应呢？
到了随县汽车站，停车休息片刻。离校前领了点生活费，似乎还是去吃了点什么。我向汽车站售票窗口里面的工作人员借用里面的电话机，想给我高中的女同学打个电话。他不但不借，还吼叫“你以为你是谁”之类的难听话。我听出他的武汉口音，就还了句“差火”。他居然从窗口里伸出手来要抓我，同学们一齐阻击他，他才罢休。我只好到离汽车站不远处的随县邮电局去花钱打电话，轻轻地告诉女友，我分到襄阳，问她分回随县好不好。实指望她会说分回随县好，但她说，随你自己。我听出她并不在乎要与我在一起。我沮丧极了，只得怏怏地上车，到襄阳去。
一路上闷闷不乐，连同车的同乡同学毛庆炎也未察觉。
五、住襄阳五中
襄阳只是“中转站”，在这里等待“再分配”。我们被安排在襄阳五中住了一个星期。该校已放暑假了，我们住在教室里，四张课桌拼成一张床，任每个人躺成“大”字。有武师分来的，还有华师分来的。武师中文系分来的有六个人，（二）班的有毛庆炎，我，褚福堂，（一）班的有周万富，孟大学，李？云。
六个人一起游览襄阳樊城，留下印象的是一条街上有一口古井，传说刘邦在这口井里打过水，井口的石栏上留下被打水系桶的麻绳磨出来的一道道深“沟”，这是千百年来历史做的功课。
逛书店，我看到一本新书《情满青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才出版的著名作家碧野的散文集。我一看目录，有鄂西北的一些地名，丹江哪，房县呀，神农架，就买下了。毕业前夕，同班同学常怀堂通过在丹江口水利工地深入生活的碧野，分配到丹江口。他独个儿早就去报到了。那时我对碧野并不了解，想通过这本书，看看他是怎样描写我完全陌生的那片土地。睡在襄阳五中教室的课桌上，好几天，我一篇篇读完了这本文笔优美、充满诗情画意的很阳光的散文集，激发起我对这片神奇土地的向往。
有一天，襄阳地委组织部通知我去谈话。一进办公室的门，受到一位胖胖的女干部的接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学校之外的党政干部，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样的礼节，更不知怎么跟她搭腔，很拘谨地站着，不敢开口，等待着她的讯问，让我回答。她让我坐下，说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只是家庭出身不好，但不要背包袱，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关键是要听党的话，用所学的知识为人民服务。我只有点头，不会应答。她倒了一杯水，我受宠若惊地接过来。我从来没有得到这种礼遇，对我这样客气。她还说，想跟我商量一件事。我诚惶诚恐。在学校党、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总是教训我，批判我，她却说跟我“商量”。我感到亲切、温暖、受尊重，简直有点“愧不敢当”。她说，襄阳专区有十四个县，东八县，是老襄阳专区的；西六县，是老郧阳专区的。现在，西六县要划出去，成立一个新专区，也就是恢复解放初期的老郧阳专区。你们武师中文系这次分来六个人，有四个人留在襄阳专区，两个人要到新成立的郧阳专区去。均县的褚福堂，当然到郧阳，还要去一个。你们同学四年，互相了解，你看，谁去好呢？我一想，除褚福堂外，另外五个人都是东八县的，但他们四人都结婚了，要分回家乡去照顾老婆孩子，只有我一个人还是单身汉，就毫不犹豫地说：“我去！”
胖女人马上拉着我的手说：“好同学，好同志，觉悟高！”
她本来拉起做思想工作的架势，准备好好与我“较量”一番，啃下我这块硬骨头，解决她一道难题。谁知，我冲口说出了她想说还来不及张口的话。不战而胜，正中下怀。她热情洋溢地称赞我：“你真是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
我倒有些羞涩了，低着头，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
她问我，是团员吗？
我说，不是。
她说，你这样好的思想，可以争取入团。
我不做声。没敢说争取了上十年都入不上。
她又说：我把你分到竹山去，是照顾你。我晓得你们随县人喜欢吃大米饭，竹山有好多平畈，水田多，盛产大米，大米饭有你吃的；竹山每面坡上种的都是包谷，人吃不完可以喂猪，街上到处挂的都是火腿，你上街小心点，别碰了脑壳。
虽说我上小学就学过《地理》，上初中又学过《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中国地理》，不知填过多少次暗射地图，还能随手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中国地图来。但是，当胖女干部说把我分到竹山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地球上、中国、湖北省有个叫竹山的地方，也不知竹山离襄阳有多远，是个什么样儿？我以为，竹山跟我的家乡随县的地形地貌是一样的，出产也是一样的，没有好坏之分，穷富之别，我也没有因为出生在随县的优越感。满以为去竹山，跟回随县是一样的，何况胖女人把竹山说得那么好，更何况，碧野的《情满情山》把鄂西北描写得那么美。
离开襄阳的前一天，我们六个人走到一家照像馆门前，我提议拍一张合影。尽管并没有去隆中玩，我还是请照像师傅在底片上写上“初出茅庐”四个字留念。取照片时，才看到他写的“初出茅芦1965,8,8”,将“庐”写成了“芦”，但年、月、日是准确无误的。
六、翻过秦岭到得胜
直到又上一辆大客车，我才知道有一条老白公路，可以通到竹山。也才知道，“老”是老河口，“白”是陕西白河。老河口上初中《中国地理》时，忘记讲到哪一节时，刘滨老师绘声绘色地说，老河口的桑叶长得几妥实哟，一匹匹都有碗口大。毛庆炎在回家的路上，对我学过他的腔调。后来我猜想，刘滨老师抗战时可能到老河口读过书，不然怎么会对那里的桑叶赞不绝口哩。陕西，我当然知道，但不知道陕西有个白河县，更不知道到竹山要走老白公路，岂不跑到陕西去了吗？
一过老河口，就望见崇山峻岭。山连着山，越来越高，上山下山，曲曲弯弯，算是钻进山里去了，没有尽头，不得出去了。我才明白，鄂西北跟随县不一样。随县只有一些小山包，地理书上说是丘陵地带，老师说是“随县走廊”，而鄂西北是山区，大山区。我是分配到山沟沟里了，沿途简直没看到平地，没看到水田。到了十堰，有人下车。那车站只是孤伶伶的三间土房子，哪有集镇呀！在黄龙滩，停车休息时，我跳进河水里洗澡，向前游，发现水黑黢黢的，深不见底，连忙起来，生怕深潭里藏着蛟龙，把我吞了。
好不容易到了白河县，下车一看，只有半边街，哪像个县城的样子呀，连我们随县的集镇都不如。可朝下一望，那深谷里的河水说是汉江，汹涌澎湃的波涛发出怒吼，跟汉口与汉阳之间的秀丽汉水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从白河翻界岭，我才明白什么叫高山。汽车像老牛一样哼叫着向上爬，不是七弯八拐，而是几十弯几十拐。总算爬上了山顶，司机停下车，让我们下车看一块石碑。碑文记不得了，大概是纪念修筑老白公路的总工程师吧!站在界岭顶上往两边看，都是山的波涛，荆棘的海，望不到边，也看不到底，只觉浑身发冷。既没想到当年修路的艰难，也想不到为什么抗战时要修这么一条公路。若是没有这么一条公路，就不能到竹山去吗？更不会像如今的年轻人，大惊小怪，发出尖叫。大家都默不作声。只觉得人只能任凭命运摆布，由不得自己。
下山更比上山难。司机小心翼翼，我们担心受怕，一旦翻车，将全军覆没。大家都不做声，只听车轮在路面磨擦的声音，一阵过去，又一阵来了。我双手紧抓着前面的座位后背，一刻都不敢放松。昏头胀脑，提心吊胆。一直下到界岭底下，停车，司机说是得胜铺，到竹山的下车，到竹溪的继续往前走。
我和武师数学系的郧县人吴光明下了车，才知道这是竹山县的一个区的机关所在地。找到区政府，恰好遇到竹山县人事局的局长还是副局长石谦。他听说我们是从武汉分来的大学生，外地人，又跟我们讲竹山的大米、腊肉，绿石头，还有施洋。施洋我们知道，因为知道“二七”大罢工，看过电影《风暴》，就是不知道竹山是施洋的故乡。
我们住进河边上的旅舍，是得胜区供销社开的，经理是位才转业的复员军人。他对我们很友好，安排住的吃的，还有个图书柜。天下起雨来，街上没有什么逛头，我就借了一本陆柱国的《踏平东海万顷浪》，四天把这部长篇小说看完了。每天都出去看大水，看被淹的公路桥露出水面没有，能不能通车。第五天，一辆代客车把我和吴光明送到了竹山县城关镇。总算到了，到头了!到底了！一辈子就在这里了！
汽车站是三间小平房，座落在东门外，离堵河不远。把行李拿下车，东张西望，不见街道，不见行人，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吴光明不着急，站在那里，若无其事。我用汽车站的手摇电话，先要总机接县委组织部，那边说叫找人事局；电话打到人事局，那边说叫找文教局；打电话到文教局，那边叫我们自己去。我说，我们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还有行李，怎么自己来？请你们来接呀！过了一会儿，那边说，你们等着，一会儿有人来接。
没有等多久，只见一个穿白汗衫戴草帽的高个子，拉着一辆板车来了。问我们：你们是从武汉分来的大学生吗？一听他是北方口音，我连忙说是。他说，辛苦了，来支援山区，欢迎，欢迎！我不知他的身份，也不会说客气话，就问：怎么走？他把我们的行李放到板车上，拉起板车就走，让我们在后面跟着走。上坡时，我们就帮着他推板车。我以为他是文教局炊事员或打杂的，大热天来接我们，也挺不容易的。一直走到走马岗脚下的一个门洞前，看见门楼上匾额有“湖北省竹山师范学校”字样，他说到了，领我们上到旁边楼梯的拐弯处，将行李放进一间小屋里，才叫我们到底楼办公室去报到。原来这栋楼是文教局，拉板车接我们的是管文化的副局长李静山同志。当时没想到，这位局长是从华北南下的老革命，更没想到这位老革命保持着八路军的艰苦奋斗的好作风，亲自冒着酷暑拉着板车一声不响地来接我们两个青年学生。万万没想到，1971年秋天，我和他及王少夫，三个人一起在新盖的文教局背后劳动改造，挖防空洞。那时避开“革命动力”的监督，我们在防空洞里开玩笑，一个“老叛徒”，一个“漏网右派”，一个“新生反革命”，以“互相批斗”的形式找乐子：嘲笑那些搞极左的“革命动力”，嘲笑更极左的竹山“狠揭猛批北决扬，深挖细找五一六”的“一打三反”运动。虽说，林彪“披着马克思他老人家的外衣”，挑着“三只鸡”，摔死在“温都尔罕”的文件还不向我们传达。
七、堵河，陡河
在文教局大门的过道里，管教育的副局长吴文卿碰见了我们，没有寒暄，没有握手，就劈头盖脑地教训了我们一顿：“不要下河洗澡！听见没？昨天深河才淹死一个老师。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得十几个富裕中农才养得起！读了十几年书，啥事都没做，就淹死了，对得起党和人民吗？莫下河洗澡，听见没？”听见倒是听见了，可我心里说：“别小看人了！我报名游过长江，背着七九步枪横渡过汉水。这堵河，是长江支流的支流，怕什么？”我没理吴局长的茬儿，拉起吴光明便下了河。
一看，堵河并不宽。河对岸那片草地，那么绿，那么丰厚，比武汉市公园里的草坪美多了，太具诱惑力了。我连忙脱了衣服，只穿着裤衩，就拖吴光明下水。吴光明说他不会游泳，死扯活拉也不肯陪我游泳，答应帮我看衣服。
我只身扑进了堵河。才涨过大水，河水绿豆色，清亮亮的，凉悠悠的，浑身好不快活，哪里都是舒服。我游着蛙泳，舒展，自如，得意，不时还回头喊叫着吴光明，向他炫耀。游着游着，我感到流速不小，河水在把我往下冲，便改游自由式，两臂轮流奋力划水，满怀信心地朝河那边的绿洲游去。我越游越快，河水把我越冲越下，瞻前顾后，已到中流，水急浪高，不时将人淹没。我感到呼吸急促了，两臂吃力了，手脚动作也不协调了。此时，听见吴光明在呼唤我的名字，要我转来，不要过河去！我回头看见他抱着我的衣服，沿河岸往下游跑，一边跑一边喊魂似的，声音里充满惊恐和凄凉。在河边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老嫂子，也一个个把棒槌停在空中，依次站起身来，向我行注目礼，纷纷喊叫起来。吴光明更是喊得声嘶力竭。
我不甘心，不愿在众人面前丢丑，要争口气游过河去。然而，那激流毫不客气地将我往下游冲，向水下拽，危机四伏，惊心动魄。面子比起命还是次要一点，何况如此蛮干下去，真的葬身鱼腹，岂不把面子和性命都丢净了。这时，我想起吴文卿副局长的话来，顿觉语重心长，关怀备至。我回心转意，扭头往转游，等我爬上岸来，已接近后来听说是周洪玉同志任城关镇委书记时修的那道又高又大的石岸了，离我下水的地方有一里多路。当我穿好衣服，从洗衣服女同胞背后经过时，几乎都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祝福，有庆幸，有告诫，似乎并无嘲笑。我心有所动，似乎从中领会了一点人生哲理。十年之后，我所在的文化馆馆长何静轩有句口头禅，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我把它引申为有错就改，是不丢人的。而一意孤行，不听劝告，就会沿着错误的路滑下去，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终会酿成灭顶之灾。
堵河，我到竹山的第一天，你就给我上了一课，你叫我尝到了你的厉害。你就叫我认得了你，知道了你为什么叫堵河，是落差大，水太陡，原本就是一条陡河。
当我领到1965年8月的下半月工资20.75元和9月份工资41.50元，同时收到了父亲拍来的电报，说母亲精神病复发，要去长沙湘雅医院治疗，速寄一百元回去。作为长子，作为七个弟弟的长兄，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感到了家庭处境的艰难，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吴文卿副局长悄悄送来了40元的困难补助费，我给父亲寄回80元。我不会说感激的话，但我感到了党的温暖。吴副局长真是个好心肠的领导，尽管他一见面就熊了我。不那么好听的话往往是好话。
跟吴光明一起逛街，感到竹山城确实小。我说吸根烟就可转一圈儿，他说屙把尿就可转一圈儿。都还年轻，不知天高地厚！逛到大街上，看到县百货公司开在四合院里，还搭着遮太阳的白布篷；逛到大街南头，前面不远就是南门洞，发现平房里的竹山县新华书店。我进去买了一本碧野的又一本散文集《月亮湖》，有一次又买了《怎样创作革命故事》和叶圣陶的《批改两篇通讯》。有了工资后，我无论走到哪里，都逛新华书店，都会去买书。这个习惯，是从竹山养成的。
还有一个习惯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主动结交文友。到竹山县文化馆（后来成了县工会），认识了管图书杂志的陈道凡（？），从《长江文艺》第十一期上发现一篇故事《三藏‘百宝箱’》的作者朱全生，是竹山县城关小学的语文教师。我就去找他，认为他能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作品，很了不起。他是襄阳人，从襄阳师范（中师）毕业后分配来的。1967年8月，我在城关小学的火神庙楼上编《新竹山》报，刘永昌老师刻钢板。他对我说，朱全生有一套十卷本的《鲁迅文集》，想卖六十元钱，问我要不要。我真想买，然而每月工资仍是41.5元，每月还要给随县老家寄20元钱，实在不敢买，还要吃饭哩。朱全生这时想卖《鲁迅文集》，说明他看穿了“文革”，文学梦已破灭了。我想买，说明我虽然在“干革命”，心里还藏着文学梦。
1965年9月，我从竹山文教局投稿，在《湖北日报》“东湖”副刊上发表的新诗《山区医生》，其实是写我的父亲的。父亲是“地主分子”，但解放后一直行医。1959年被贯庄公社党委张书记安排到贯庄一大队办卫生室，比“文革”中期响应六·二六号召而涌现出来的“赤脚医生”要早好多年。
在文教局过中秋，食堂师傅做了一个菜，将苦瓜掏空装进瘦肉馅，下锅炸。我们没吃过，不知道这叫什么菜，李治和说就叫“苦肉计”吧。这时，我已认识了1964年分配到竹山的李治和、张群林两人。李治和是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历史系的毕业生，襄阳人。张群林是武汉医学院医疗系的毕业生，汉川人。他们已参加完襄阳县伙牌、太平店的大四清，回到竹山，住在文教局后面原竹山师范的教室里，仍然像我一样，属于毕业实习生，还没有工作单位。李治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穿一件鸭蛋绿色的衬衣，这在当时是很出格的，竹山人看不惯。张群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县委大礼堂的舞台上，与专业工作队员陈新枝（？）（后来当过县印刷厂厂长）做《父女双双逛新城》的表演唱。他戴着顶宽檐帽，嘴上贴着八字胡，在台上转上转去，拉着陈新技，唱着“女儿耶，快快走，看看拉萨新面貌，快快走来快快行呀，哦呀呀呀！”。八字胡一翘一翘，神气十足。我称赞不已，李治和不以为然地对我说，当年他是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鬼使神差录取到中央民院历史系的。没想到两年后，我们三人都卷入竹山文化大革命的旋涡，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罪。改革开放后，三人都调离竹山，在各自岗位上都有作为，取得了一些成就。
八、芝麻墚
大概10月份了吧，我从文教局下到了芝麻墚子上，住在社员汪朝勤家里。
芝麻墚，是城郊区白庙公社小漩大队（原学苏大队）第七生产队。我背着行李卷来，是县委“初步四清”试点的工作队员。住七队的还有县食品公司的一位姓杨的干部。他在芝麻墚搞过土改，情况熟。我算是杨同志的助手。
像在汤逊湖一样，工作队员要与农民“三同”。
在芝麻墚“同吃”是个严峻考验。我是随县人，从生下来就喜欢吃大米饭、锅巴粥。而芝麻墚，一年到头都是吃红薯。开始我也说红薯好吃，又甜又面，吃了几顿，肚子发胀，成天气鼓鼓的不舒服。就去找工作队的陈医生看。陈医生也是随县人，前几年从襄阳卫校分过来的。他说这不是病，吃惯了，就没事了。给我几颗酵母片了事。不吃红薯就只能饿肚子，吃红薯又肚子胀，两难困境。一日三餐，我都面有难色。房东大嫂说：“罗同志啊，莫看不起红薯啰，可养人哟，保证你吃几个月就长得又白又胖。”我跟她商量，能否蒸着吃、烤着吃，不要顿顿煮着吃。她说一边吃红薯，一边喝汤，世世代代都是这么吃过来的。似乎没有通融的余地，我也就只能跟着这么吃。有时，她在红薯汤里面放一点苞谷糁，那就算改善生活了。大约隔几天，她要做一次浆包馍。把新收的苞谷磨成浆，放在缸里发酵，一直到有酸味了，再用桐树叶子包一坨，贴在锅上煎烤。吃的时候，剥掉桐树叶子。这算是加餐。我又与大嫂商量，能否不让它酸，吃新鲜的，不好吗？她说不行，酸浆包馍是最好的，吃了干活有劲儿。仍不可通融。
“同住”。我和杨同志，挤在他儿子床上睡。三个人睡一张不宽的床，翻身有点困难。垫的是竹席，天冷了有点冰。他儿子小学毕业回家劳动，给生产队放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走了。“同劳动”，我就跟他儿子去放牛。一边放牛，一边向他讨教养牛的经验。工作组要我写材料，写材料可以一个人留在家里炮制。我就抽空干了点私活，写了一个对口词《老刘和牛》。偷偷投寄到《湖北日报· 农村版》的副刊“向阳花”。
九、有用与无用
“初步四清”之中有一项任务是“清工分”，这本是“小四清”要干的事。我和老杨把全队社员的工分册及记工员的工分账，都拿来算了一遍。干部多记的，扒下来；社员少记的，补上去。社员们自然高兴。有一次在墚子顶上跟社员一起挖红薯，按各人挖的红薯的多少记工分。记工分又要称秤，又要折算工分，还要朝一个个工分册上记，忙不过来。老杨就叫我帮忙。收工之后，我就把当天的工分一户户通知到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夸奖，社员们说大学生记的工分一定没错，我们信得过。此后，社员们一致要求罗同志不参加劳动，只给大家记工分就行了。
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用处，被社员们用上了。
我常给房东家挑水。房东家在山顶上，而水井却在半山腰。坡很陡，一担水上了肩，就必须挑到山上去。这很使我为难。我挑不动，得中途放下来歇一歇。有几次一放下桶来，水就泼了。又得转过头去重新挑，这样就更费力。但我想这就是锻炼改造吧，于是咬紧牙关挑。当地人都会用打杵，把担子放到打杵上休息，可我不会，只能下憨力。渐渐地，我可以不歇气地挑一担水从半山腰挑到山顶了。
三个多月，我学到了：“一犋牛”，是挂坡地计算面积的单位；“一捆棉花”，是挂坡地计算棉花产量和重量的单位。我明白了，山里农民脖子上长瘿包，是解放前缺盐吃而造成的；山区和平原，农作物、农民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同的。
工作组开总结会时，老杨同志就“三同”问题把我狠狠地表扬了一家伙。县委领导也就认为这个罗维扬表现不错。
殊不知我在芝麻墚上倍感寂寞。除了干活、睡觉，心里空荡荡的。书没有看的，报纸也没看的，连广播也听不到。我给已从东北部队转业到大西南工作的幺舅舅任又新写信，请他买个两波段的收音机寄给我，有空听一听。他却回信说，等那里的贫下中农都有收音机了，你才能买。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参加劳动，改造思想，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向贫下中农学习，不能图享受。我寂寞中回忆起出生以来的种种事情，甚至想写回忆录。有时独个儿站在芝麻墚子顶上痴痴地俯瞰堵河，看堵河岸边的水车带动轧花机轧棉花，看上游放下来的木排和竹撘子，看木船前面的大刀（那时我不知道那叫棹），觉得有些诗意。又心问自己这是不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呢？下雨天，房东大娘在家织土布，两脚踏着两块木板，一上一下；两手将一只梭丢来丢去；不时将档板推来推去，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我出神地看着，想跟房东大嫂学织家机布，房东大嫂说，学这做么事，别耽误她的工夫。我就想，读了十七年长学，我到底有什么用呢？似乎什么用处都没有。
十、竹山哪来个罗维扬？
县委工作组大约每周要在堵河边上的沙滩上、柳林里开碰头会，我得以认识了县委副书记山西人王仁成、监委书记陈绪国、县委机关的干事李和平、李恭益、席刚启、汪志明等和《湖北日报》的记者吴咏林。
“初步四清”试点后期，我被抽到跑面的巡视组，跟下台副县长雷国昌、保丰区下台区委书记郑纪中和白庙公社主任王经朗一起，跑遍了白庙公社的所有大队，到哪个大队都搞调查，摸情况。开会由他们谈话，我做记录，整材料。自此，我明白了“基本情况”的概念，就是一个队多少人，多少劳力，男劳力女劳力各多少，半男力多少，历年工分值是多少；土地面积多大，其中耕地多少，水田多少亩，旱地多少亩，种什么农作物，亩产多少；有多少山林，多少水面，种植什么经济作物，有什么副业，各种匠人多少；贫下中农多少户，中农多少户，地主富农多少户，“分子”多少，“子女”多少，阶级敌人有什么破坏活动，是否订了守法公约，由谁监督；队长、会计、保管的姓名，党团员人数，等等。我从来没关心过这些事，但当农村干部，搞农村工作，就必需掌握这些基本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走在路上，雷、郑、王三人教我识“草木虫鱼”之名。他们也开玩笑，自嘲，郑纪中说我们是“一个瞎跑，一个瞎摸，一个瞎说，一个瞎写”，是“四大侠（瞎）”。
腊月间，工作队在县委大礼堂集训。改善生活，八个人蹲在地上，围着四个小木盆的鱼肉荤腥，大快朵颐；睡在大门边两层楼底层的统铺上，偎在被窝里打扑克。城郊区的邮递员很负责，将小漩工作队的报纸及时地转送到这儿来。有人翻着才来的报纸，看着看着，猛然说：“竹山，罗维扬，竹山哪来的个罗维扬？在报上搞球一大篇！”我坐在旁边，不做声。后来我看报纸，才发现在芝麻墚上写的对口词《老刘和牛》被《湖北日报·农村版》的“向阳花”副刊采用了。后来听说湖北省群众艺术馆当年编印的《春节演唱材料》也选用了。
不久，县委宣传部的秘书陈少奇（后改为陈奇，在十堰市地震局局长任上退休）找到我，说省委宣传部长许道琦同志来竹山视察，看过县农村文艺宣传队演出的《老刘和牛》，认为写得很好。他说作者虽然出身不好，只要跟着党走，也可以培养成无产阶级的“红笔杆子”。又说中南局正在抓革命现代小戏汇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很重视，这是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大事。陈秘书要我写个小戏。
我看过竹山县豫剧团演出的湖南花鼓戏《补锅》和楚戏《双教子》，那是样板，值得借鉴，但我没有舞台经验，写不出戏来。这个任务一直放在心里，总想完成，总完不成。
参加“初步四清”试点归来，我和吴光明仍住在文教局二层楼西侧楼梯拐弯处的小屋里。那时竹山一中的老师陈本林（后来调到汉南农场中学，九十年代去世）和竹山二中的老师周达民（解放前夕在香港与图楚南、熊复共事，解放初期在武汉做《大刚报》、《长江日报》编辑，九十年代在《襄樊日报》高级编辑任上离休）正借调在文教局里，写反映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军队抓住活埋在走马冈的许县长的英雄事迹的剧本《许明清》。文教局管文化的副局长徐纯孝（后在竹山县文化局长任上退休，楹联学家，1991年去世）在办公室里抱着个茶缸子吹口琴，那样子那声音别有风味。我心想，若能将我分到文化部门（那怕在成立不久的农村文艺宣传队）搞创作就好了，免得教书。
腊月二十几，县银行的阎立启跑到文教局来找我，说他才从柳林区回到县城，看过县农村文艺宣传队在堵河源头演的对口词《老刘和牛》，说社员很欢迎。他认为我写得很好。阎立启是均县（现为丹江口市）人，1963年从襄阳财校分配到竹山银行工作，是竹山第一位主动找我的文学爱好者。与他交谈中，得知“三年困难时期”竹山所发生的“田家事件”，饿死了四万多人。田家区委书记刘济荣在襄阳参加四清时被张体会省长点名批判，说“我说把你杀了它，任重同志说，刀下留人，做个反面教员！”刘当时就吓得瘫倒在地，屁滚尿流，云云。真是闻所未闻！也若有所悟：有阳光，就有阴影。
1966年春节，是我从出生到23岁第一次在外过年，没跟父母弟弟们在一起。我已长大成人，每月拿41.5元的工资，能自食其力了。政策规定，1965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必须有一年的实习期。搞四清就是“实习”，不是师范学院毕业生的教学实习，而是所有大学毕业生的阶级斗争实习。我们的名分是“大学毕业实习生”。
1966年正月初八，到郧县参加“系统四清”即“大四清”的竹山工作团几百人从东门外的将军潭上船，第二天到达郧县城关一小，开始培训。其间办了郧县一位副县长的“四不清”展览，记得展品有一个樟木箱子是从几万斤木柴中劈出的各种颜色的小木块镶嵌花纹而成的，讲解员还说，一天晚上有人一拉办公室的日光灯，只见他与情人赤条条地在办公桌上做爱云云。培训后，我被分在十堰区社教分团党委办公室工作，在办公室主任杜国玉手下学着写材料。王仁成、陈绪国、李和平、李恭益等在小漩大队搞初步四清的人大多都在，炊事员是李传新，司务长是邓克忠（？），统计员是陈佩荣，我和邮电局的投递员小石在一间小屋里，同住了将近一年。
（空一行）
1965年，我二十三岁。虽然年轻，未被竹山人看轻，甚至还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但我内心里却很自卑，把自己看得很轻微，很渺小，很弱势。我只是一根毫毛，附在党和人民这张皮上。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那时没有非分之想，只想从十堰搞完四清，回竹山教书，业余时间写点东西，没想过要成什么大气候，没想过房子、车子、票子、娘子、儿子“五子登科”，更没想过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2016年８月５日至８月８日在九宫山颐年山庄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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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文化小丛书出版发行
《农村新报》
罗维扬是原《今古传奇》双月刊主编，曾出版文学、人文著作32种。2014年，武汉出版社出版《罗维扬文集》。
“我就是想为农村读者编好书，为无名作者谋出路，为推动全民阅读耗尽最后一份力。”虽然已经74岁高龄，但罗维扬一点也不服老。
罗维扬介绍，他打算花5年时间，组编、出版、印刷8辑乡贤文化小丛书，共4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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