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贤洋   朱士泉

　　孔子有个学生叫冉雍，冉雍才干出众，能独当一面，胜任地方长官。孔子说他“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于是有人就在孔子面前评价冉雍，说他仅有仁德，没有口才。孔子听了很不高兴，说：“何必要口才呢？花言巧语，强嘴利舌地同人家辩驳，常常招人讨厌。这样的人不知是否仁，何必要能言善辩呢！”看来，孔子是极力反对那些只耍嘴皮子而不干实事的人的。
　　是的，孔子向来都反对花言巧语。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意思是，花言巧语，装出和言悦色的样子，这种人仁心很少。南宋朱熹对“巧言令色”的注释为：“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6月第1版，1988年8月第2次印刷）这个描述可谓精当。孔子还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我们不禁要问，孔子为何这般讨厌花言巧语呢？有口才不是很好吗？其实，在孔子心目中，他认为花言巧语的人，往往会大言不惭，不肯付诸实际行动（子曰：“其言之不诈，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甚至于还有害国家（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孔子推崇先把事情做好了，然后再去说（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他认为，一个谦谦君子，应该“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人生在世，要想处处行得通，必须“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即使生活中交朋友，也不能同夸夸其谈的人交友，因为这种人对自己有害，是“损友”（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
　　当然，孔子反对花言巧语，并不意味着就摒弃了交际、说话和口才。该说的时候还是要说，只不过要谨慎而已。孔子说过：“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如果该说时不说，就会错过人才；不该说时说了，那就浪费了言语（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说了就要做，“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说了不做，还“巧言令色”的这种人，实在不可取。看来，言行如一，才是做人的至境。
　　说，永远代替不了做；做，才是说的最好明证。一次有益的行动，胜过无用的话语千句。2008年2月6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这一天，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在举杯庆团圆。可在河北唐山市，竟有两对父子两对兄弟等组成的13位农民兄弟却千里迢迢远赴湖南郴州，去义务支援那里的电网抢修。2008年1月的那次五十年一遇的特大低温冰冻雨雪灾害，使得郴州电网几乎全部瘫痪，为了使那里的人们早日重见光明，13位农民尽管不懂电力技术，可他们能肩扛手提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劳动了十几天后，郴州市委给他们共补助了一万三千块钱，他们却毫不犹豫的拿出来捐献给了灾区。农民们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不会用什么手段来虚张声势，可他们则用他们的行动书写了一大写的“人”字。他们的行为，让国人为之肃然起敬，他们的人品人格将长久定格在人们的心中。
　　大千世界，世事纷纭，人生百态。为生存、为理想抑或为私欲，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各自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物欲横流，使得多少人在巨大的物质诱惑面前而停止了脚步；灯红酒绿，让本来纯清的心地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有人言过其实，有人大言不惭，有人高谈阔论，有人耸人听闻……他们远离了真话实话，却背着良心接受了假话和空话。然而却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说千道万，不如行动一遍！由此，想到教育。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塑造灵魂，面对成长中的青少年，任重而道远。老师要用真心去碰撞童心，用真诚面对单纯，用灵魂去唤醒灵魂，用激情点燃热情。因此更要具备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品行。一举手，一投足，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常常会在学生心中留下深深的印痕。不做言语的矮人，要做行为的巨人，应成为警钟时时在耳边鸣响。行走在三尺讲台，铭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古训吧，它会使我们的步履更为流畅而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