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状况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计划生育乃至人口生产中普遍存在、长期存在、负面影响开始显现的难点问题。遵循生理规律，出生人口性别比应稳定在103-107范围之内。但是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却经历了从正常到微高再到畸高的变化过程,逐渐偏离了正常值的范围。1982 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15，1987 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0.19，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13 , 1995年1%抽样调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16, 到了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6.186 ，部分省市性别比高达130，已经远远超出正常值。我县出生人口性别比近20年为127.69，近10年为128.28，近5年为117.09，呈现出随孩次增加而上升、2000年前持续升高其后缓慢回降、长期普遍偏高的特征（见附表）。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成因
　　（一）经济因素：
　　生产力水平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土地保障”和“家庭养老”制度背景下，农村家庭既是一个生活单元，也是一个生产单元，担负着人口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双重责任，生产建设需要男劳动力和养儿防老，使得一些人在性别选择上偏好男性。家里有儿子，能下地劳动，能顶立门户，能增强安全感，老了也有依靠。女儿户家庭在现实生产、生活上存在的实际困难和养老的后顾之忧，使育龄群众对男孩的偏好更加强烈。
　　（二）文化因素：
　　传统文化中传宗接代、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认为女孩长大要嫁出去，成为别人家的人，只有男孩才能续香火、进家谱。尤其在农村某些地方，只生女儿会在当地抬不起头来。所以不生儿子誓不罢休，这种传统的婚育观，在新形势下不断地延续和变种，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
　　（三）科技因素：
　　随着医学中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特别是B超技术和人流新技术的普及，为男孩偏好的理想变为现实提供了先进和便捷的科技条件。私人诊所B超机的广泛使用，某些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对B超机的滥用，都使流产中的女婴数量大大高于男婴数量，是造成男女出生比例失调的直接原因。
　　（四）社会因素：
　　现实中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在受教育的权利上，女孩被排挤；就业选择上，女性不如男性优越；在劳动所得上，男女同工不同酬；在退休年龄上，男女有先后；在许多社会福利上，妇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又不断刺激和攀比着人们产生"男孩偏好"的情节。
　　（五）政策因素：
　　出生性别比偏高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初现端倪，同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几乎是同步的。从出生孩次看，一孩性别比基本正常，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就越高，说明出生人数越受限制，性别选择越强烈。现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和广大群众的生育意愿还有较大差距。人口数量的超前控制与“男性偏好”的滞后转变形成了主要矛盾。在人们的“数量偏好”被“挤压”的情况下，其结果是“数量偏好”被“性别偏好”所代替。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后果
　　（一）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畸形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扼制，相对过量的“富余”男性人口找不到配偶。在未来的婚姻竞争中，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会因为女性短缺而成为“光棍”，农村的弱势男性将是最主要的“受害者”。他们是一支即脆弱又危险的人群，是危及人口安全和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二）女性是直接受害者。
　　由于“见男就留、见女就流”的出生性别选择行为，女婴生存权被侵犯、被剥夺，这是男女不平等现象在生命最初阶段的集中体现。由于婚姻竞争加剧，必将女性置于更易受到性侵犯的境地。有些出生于贫困家庭的青年女性，在买卖婚姻中被当作商品出售。同时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作怪，使一些妇女迫于生男孩的压力而连续打胎，使她们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摧残。
　　（三）婚配关系不稳定。
　　婚姻性别挤压对一夫一妻制家庭来说，是一股外来的冲击力。婚外恋、“第三者”插足将会增多，传统家庭的稳定将受到威胁，离婚率会持续上升，残损家庭会逐渐增多。
　　（四）对伦理道德构成挑战。
　　由于女性短缺，非婚性需求增加。因此，卖淫嫖娼和性犯罪很难消除，从而滋生更多不道德和丑恶的社会现象。性病的传播，尤其是在下层百姓中难以控制，特别是艾滋病和性病的扩散更是一项严峻挑战。
　　（五）社会刑事案件增加。
　　如果出生性别比升高得不到纠正，便会更多地滋生一些不道德和社会丑恶现象，基本消失的买办婚姻、童婚交换、拐卖妇女等会重新抬头，并且间接衍生性暴力犯罪、乱伦、人们社会心态畸变等严重社会问题，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增大。
　　（六）就业压力增大。
　　婴儿出生性别比升高并带动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升高，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将产生某些影响。男性劳动就业将变得更加困难，未来一、二十年男性劳动力多生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比较严重。一些女子占据生产绝对优势的行业，比如纺织、服务等，不得不让男子来承担。
　　（七）人口萎缩、影响综合国力。
　　人口再生产主要是通过母亲来实现的，男多女少，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将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造成人口严重萎缩。人口萎缩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不仅影响到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国力，而且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人口老龄化态势加剧，人口结构失谐，社会负担加重。
　　四、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
　　（一）法律法规存在新真空。例如在我国刑法上对利用B超进行非法性别选择和非法终止妊娠的行为并没有明确规定，难以对这种行为进行法律上的惩罚。另外还有执法难、取证难等问题。这些都影响了治理的力度和效果。
　　（二）性别选择出现新动向。
　　1、婚前性别选择。现有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管理的办法都是针对有合法婚姻的育龄夫妇，而对于未婚者怀孕按照要求是属于计划外怀孕，需要计划生育部门为其做人工流产。因此出现了某些家庭选择在领取结婚证以前怀孕，如果怀的是男孩则领取结婚证和生育指标，若检查所怀的是女孩则以计划生育的名义名正言顺的流产。这种婚前性别选择，计划生育部门尚无任何管理的手段和依据，已逐渐在农村流传开来。
　　2、持证前性别选择。持证前性别选择主要是政策允许生二胎的家庭在领取生育证以前怀孕。若所怀是男孩则领取生育证，所怀是女孩则仍可以以计划外怀孕的名义流产。这样同样可以逃离计划生育部门的监管。
　　3、异地性别选择。由于地区之间控制出生性别比的工作不平衡，特别是省际间的不平衡，一些省区对B超的管理不严，对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终止妊娠的打击不力，特别是对一些个体诊所没有切实管理好。于是，一些生男孩愿望强烈的人就在流动中寻找机会，而且很多确实能如愿。
　　4、再婚性别选择。利用再婚夫妇一方没有孩子可以生育的政策空子，少数人如果一胎生育女孩，就采取再婚的办法合法生育二孩或者多孩，以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富人圈里也有人采取欺骗手段异地与多人结婚生育男孩继承事业。
　　（三）虐待遗弃女婴出现新形式。所谓的溺婴一般是指父母主动采取措施致使婴儿死亡。我们称之为积极溺婴。但由于法律风险大，伦理压力重，这种积极溺婴行为已经逐渐被消极溺婴所代替。消极溺婴是指因为婴儿的直接责任看护人的不作为（如不给予必要的看护，婴儿有病不给予积极的治疗）所造成的婴儿的死亡。相对而言，消极溺婴的法律风险更小，而且不容易被发现。这种现象虽然还很少，但性质和趋势非常严重，直接挑战道德和法律底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五、策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意见建议
　　治理人口性别比失衡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因而，遏制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对策必须是综合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有近期的，也有远期的；既有技术的，又有行政、法律的。堵疏并举，标本兼治。
　　（一）加大人口性别比治理力度是直接和近期的行政手段。主要包括党政领导亲自抓，将人口性别比列入各级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实行一票否决；严格控制政策外生育；开展专项整治，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防止和打击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终止妊娠行为发生；加强计划生育的基层工作对孕产过程进行跟踪服务和管理，重点做好二孩、计划外孕育者和流动人口孕育者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二）建立和实施有利于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利益导向、社会保障和奖励扶植机制是间接的经济手段。包括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和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推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如教育资助工程、创业援助工程、就业服务工程、安居工程等，对独生女、二女家庭在退休、上学、参军、就业、扶贫、就医等方面实行奖励优惠政策。另外，如何利用农村税费改革、加强基础教育、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和卫生保健制度的契机，进行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利益导向机制创新也是一个新思路。据对全县80年代出生的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收入水平20%抽样调查，基本判断是他们目前属于“普九”一族，“啃老”一族，打工一族，低收入一族。他们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最严格、生活在社会变革最激烈的年代，发展又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和沉重经济负担，对他们的发展状况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在教育、就业、收入等民生关键问题上，提供更加切实的优惠和保障。
　　（三）加强宣传教育转变婚育文化观念是软手段。
　　要广泛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婚育新风进万家”等活动，倡导新型生育文化，树立男女平等的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形成关爱女孩，维护妇女权益的良好社会风尚。要借鉴和学习黄冈的“三管齐下、六位一体” 模式，鄂州的“一保两扩、四级联动” 模式，随州的“春雨行动”模式，宜昌的“新型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建设”模式和普遍“建立关爱女孩专项资金”模式等，切实解决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女性地位不高、女孩生存环境不优的性别劣势。据统计监测，全省成人妇女识字率只有83％，女性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8.5％，女干部比例只占35.8％。城市0岁男婴的死亡率为8.61‰，0岁女婴的死亡率为10.69‰；乡村0岁男婴的死亡率为28.28‰，0岁女婴的死亡率为41.16‰，孕产妇死亡率达到34.42‰，全省高中阶段女性毛入学率只有54.7％，高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只有24.9％。全县80年代出生人口20%抽样调查表明：接受非义务教育的只占出生人口的15%左右，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仅占出生人口的2%左右；低学历层次群体中女性比重较大，高学历层次群体中女性比重较小；学历高的就业较稳定、收入也相对较高，学历低的就业流动性较大、收入也较低；男性从业人员年收入在1.5万元左右，女性从业人员年收入不超过0.9万元，积累率很低。要强化社会舆论和体制机制对关爱女孩行动的影响，包括加强社会舆论的影响，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及其制约，强化社会保障功能，使计划生育特别是女孩家庭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生活上受帮助。
　　要建立和完善以利益导向为核心的关爱女孩行动体系。一要把生育文明创建活动与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动紧密结合起来，发挥舆论导向和科普教育的作用，逐步消除“男孩偏好”、“女孩偏见”和歧视妇女的社会观念，营造关爱女孩、关爱女性、关爱计生女儿户家庭的社会环境；二要把宣传教育同切实有效的利益导向政策结合起来，既解决思想问题又解决实际困难，通过利益引导和经济驱动，从根本上促进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三要把日常咨询随访活动与生殖健康科技知识的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四要把行业严管与法纪制约结合起来，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协调有关部门，加大对相关行业和从业人员的管理和检查力度，健全对可用于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终止妊娠的设备、药物、技术应用等管理制度，从严掌握利用超声和染色体检查等技术手段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终止妊娠手术和药物应用等医疗服务的适用条件，切实加大监管力度，依法打击和防范发生“两非”问题，严厉查处“两非”、溺弃女婴的案件；五要把建立和完善出生性别、引流产监测网络和登记报告制度与建立健全信息沟通机制结合起来，将关爱女孩行动纳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责任制考评之中，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及时掌握关爱女孩行动和打击“两非”工作的真实动态，提供给党委和政府作为决策依据；六要把关爱女孩行动与各级党委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结合起来，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建立健全由党委、政府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关爱女孩行动领导小组，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协调，密切配合，不断深化关爱女孩行动，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和谐。
　　当前，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实际工作中，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是要在建立和不断完善关爱女孩行动利益导向机制上下功夫。建立关爱女孩专项资金要实现全覆盖，独生子女保健费要全面落实，计划生育长效节育措施奖励要普遍推广，“生育关怀”和生育保险要全面启动，计划生育女孩中考、高考加分要普遍实行，全方位促进女孩创业、就业、增收的政策措施要全面探索，计划生育女儿户家庭养老保险要全面实施，努力探索和建立“6+2”（奖、优、免、补、扶、救+保障、保险）关爱女孩行动导向体系。二是要在整合资源、实行普惠优先、计生女儿户优先上见实惠。通过综合协调，把各级各部门的惠民政策优行投向计划生育家庭，在针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优惠政策中，要优先投向计划生育女儿户，要实行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和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传媒、志愿者共同参与“五位一体”的关爱女孩组织体系和力量格局，为他们营造更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三是要积极倡导和推广男到女家落户的“招赘”婚姻模式，提高女孩的顶立门户和养老价值。
　　（四）改革和发展是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长远的、根本的战略。经济发展将提高全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改变人们的“性别偏好”提供有力的经济基础；社会发展将建立和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养儿防老”后顾之忧；文化发展将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为真正解决男女平等提供条件，形成崇尚女性的一代新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将进一步促进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协调发展，这既可能冲击到现行的城乡差别化的生育政策，也为治理人口性别比失调提供了重要契机。
　　我们正处在后人口转变期的重要阶段，既要不断完善现有的政策和做法，稳定低生育水平，巩固综合治理的成果，也要面向未来，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树立以人为本理念，落实科学发展观，精心研究、适时完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和目标，以促进我国人口健康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