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维扬 

 
　　1980年，我编《堵河文艺》的时候，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一件寄自得胜小学的稿件，写的是歌颂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旧体诗词，作者名叫袁修简。有如此古典文学修养，又这般感慨时事，该是何方神圣?我有一种发现人才的冲动，便去得胜，找到了得胜小学的袁修简，原来是位一派斯文、比我年长的民办教师。攀谈中得知他的父亲袁白涛是位画家，1964年从西安遣返原藉。我提出见见他的父亲，袁修简不禁唏嘘，说已于1975年过世了。我问留下了什么东西没有，袁修简说先父诗画文革中已散佚殆尽，只留下一些用南瓜蒂把刻成的印章，印文全是毛主席诗词中的句子。从前只晓得金石镌刻，没想到南瓜蒂把也能治印，这真是一种发明，悲怆的发明。听到我的称赞，袁修简又拿出像铺层卷子一样的一叠文稿，说是他父亲写的一些题画诗。我翻阅了一下，觉得写的很好，花卉、瓜果、蔬菜一样样写来，颇有情趣，隐约有所寄托，便将一些南瓜蒂把印章和一卷诗稿带回了文化馆，请文化局长徐纯孝观赏鉴别。徐局长是内行，一看就拍手叫绝。我趁势向徐局长进言，能否出一本《袁白涛诗稿》。徐局长啃着指头，啃了半天，只说一个字“好”。
　　下了一番功夫，将袁白涛先生遗诗，梳理抄正，编成“梅兰竹菊”、“春季花卉”、“夏季花卉”、“秋季花卉”、“冬季花卉”、“蔬菜水果”、“禽鱼蜂蝶”和“誊黑斋诗稿”八辑。再呈徐局长过目，徐局长翻阅一遍，还是一个字“好”，于是我说，“徐局长，现在只差一篇序了。这篇序，要么你写，要么就找陕西省美协的人来写，一是他们了解袁白涛的情况，二是他们能对袁白涛的绘画成就和题画诗水平给予中肯评价。有了这篇序，出这本书的效果好一些，影响也大些。”徐局长不做声，我说：“让我到西安出趟差，保证把这篇序弄回来，让你满意。”
　　1981年冬天，我争取到了一次到外省出差的机会，找文化局会计吴善友预支了路费，就从十堰搭汽车到了安康，到安康地区群艺馆一叙，又搭火车绕道甘肃一角来到西安。在西安，走访了陕西省美协，见了副主席修军和李梓盛，登门拜访了女画家林金秀，又找到我的同事罗良智的叔叔、房县藉画家罗国仕，他请我看了一场甘肃歌舞团来西安演出的舞剧《丝路花雨》，还送给我一幅画和两幅字。谈起为袁白涛诗稿写序的事，他介绍我找原省美协秘书长，国画家、美术理论家康师尧，说他了解袁白涛，由他写序最合适。第一次见康师尧，他说正在为百花文艺出版社赶写一部美术教育的书稿，要我过两天去取序。从康师尧那里知道，袁白涛早年求学于湖北农业高等学校，北伐中参加中国共产党，投入革命斗争，先后在武汉、南京、上海、郑州、洛阳、西安等地工作，1941年在西安被捕坐过国民党的班房，后被民主人士营救出狱。解放后，在西安曾担任西北国画研究室主任、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办公室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办公室主任，美协民盟小组组长等职务。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摘帽”。我问，他为何被划成右派呢？康师尧说，是他鸣放时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是一棵白菜，用草葽子捆着，一把刀砍向草葽子，题为“解放”；反右时，批判他这幅画是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那把刀，是反革命武装的象征，所谓“解放”，就是要解救被共产党镇压的反革命！联系袁白涛的“历史问题”，这样一解读，袁白涛就罪大恶极了。此时，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文件业已下达，康师尧告诉我，陕西美协落实政策，已为袁白涛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等待康师尧写序的两天里，我去西安市文联拜访了正在《长安》杂志做编辑的贾平凹，他的短篇小说《满月》得了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我向他取经去了；又到陕西省作协，想见我心仪的老作家王汶石，谁知他病倒在床，不能接见，作协秘书长给我写了个便条，得以参加西安市文联在春光剧场举行的文学报告会，听李天芳讲《我与散文》。回到竹山后，我写了一篇贾平凹、李天芳访问记《他们找到了自己》，发表在十堰市的《东风》杂志上，后来《长江文艺》的编辑、作家田野看见了，责备我为什么不给《长江文艺》，我说怕你们不登这样的稿子，他说咋不登呢？
　　再到康师尧家里取序时，他正在画画，说序已写好了，取出来交给我。我看着他作画，实在眼馋，厚着脸皮说，康老，能否赐给我一纸墨宝?康师尧说，这一幅不能给你，便从画案底拿出一幅墨梅，问我喜不喜欢，我喜出望外，忙说喜欢，喜欢，太喜欢了。他便在画上题款签章，我如获至宝，囊括箧中。
　　回竹山，我不走老路了，先到华县，上了华山，回来后写了《我是后来登攀者》一诗；后到洛阳，参观了龙门石窟。
　　回到竹山，我将康师尧的序，和送给我的画，给徐局长看，他满意地笑了，仍然一个字“好”。于是我请熊昆设计封面、题写书名，又到印刷厂，请师傅捡字排版，从他们库藏里翻检出从前到外地制的铅锌版和自己的木雕板中，淘出各辑的题花，套色印刷，这本书在当时的县印刷厂的出品中，算是顶尖的了。
　　《袁白涛书稿》印了三千册，每册定价（工本费）三角，向本省和邻近省美协、群艺馆寄了征订单，得到反馈，陕西省美协邮购了九百本，湖北美协邮购三百册，河南省美协邮购若干，郧县文化馆邮购三十册，还在竹山卖出一些，所剩无几。出这本书不说赚钱，大概没有赔本吧。调到省文联后，有人认为我是书呆子，缺乏经济头脑，不说是诬蔑不实之词，起码对我不够了解吧。不是吹，在你们大搞只图赚钱的文化生意时，我早在竹山就尝试着出版物走市场了。我唯一比你们差的是，不招摇撞骗、不忽悠别人罢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不屑这样做。
　　听说，袁修简后来到县志办参与修志了。他给我寄来一幅袁白涛的画，以志纪念。再后来，听说袁修简也去世了。袁氏父子，让人怀念。
　　袁白涛从西安遣返得胜后，四清连着文革，阶级斗争天天讲，不仅干部群众把他当反革命分子管制批斗，连家人也“被自愿”与他划清界限，不让他住在家里，袁老先生只得在对面阴坡上搭了一个茅棚，蜗居其中，一箪食一瓢饮地苟延残喘，用南瓜蒂把刻毛主席诗词，还写下“家住阴湾仍向阳”的诗句。他一首自嘲的《谈诗》：“我诗好似泡淡茶，头道稍浓二道差，三遍读来白如水，淡而无味只空嗟。”令我动容。它让我明白，什么叫打油，什么叫淡泊；让我明白，事业有成者才有谦虚的资本。 
　　文化大革命初，搞“红海洋”，区里“废物利用”，要他沿街画毛主席像，老百姓都说画得好，造反派却说，不能让反革命分子糟踏伟大领袖形象，将他打伤致残，勒令回生产队劳动改造。他一芥书生，未事农桑，如今年迈体残，只能跟妇女们一起干轻活。趁生产队长、民兵排长不在时，妇女们就让他在地边上画做鞋做枕头的花样子，替他完成劳动任务。不知袁白涛当年画的花样子，有人保存下来否，那可是特殊年代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文艺作品呀！ 
    直到前几年，《湖北日报》退休的文艺编辑李光洋还问，那一年你寄给我的题画诗集，还有没有，我的那一本被别人拐走了，你再给我一本。我一听便说，你是说的《袁白涛诗稿》吗，我还有一本，但硕果仅存，不忍割爱呀！
　　袁白涛是西安画派后起者。解放初的陕西省文史馆馆长张寒杉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后在上海大学任教，再到西安创办西安金石书画会，是西安画派的始作俑者，继之由石鲁、赵望云、何海霞、方济众、李梓盛、康师尧六位成为创派人，他们称袁白涛为“花卉高手”，赞其“笔墨灵秀，设色淡雅，以小写意功夫论，与王雪涛不相上下”。从袁白涛《誊墨斋诗稿》可见其生平交游之痕迹及其艺术主张。
                 2009年12月5日写于武昌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