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堵河等我归去》

　　罗维扬

　　诗，是文学的基础，又是文学的极致，可以说文学即诗，文学家都有诗人的气质。但写诗，不是挤牙膏，更不是捏糖人，也不像做学问那样，收集资料、考证、提炼、加工，翻来覆去，从容地精雕细刻；写诗是感情的喷涌，伴随着高峰体验，打个并不粗俗的比喻，写诗像做爱，像射精，是不可抑制的，外抑制、内抑制都不行，是到非写不可不写不行的时候才写出来的。老芨（江达）的诗，在短时期内喷涌而出，不是故意做作出来的。他写堵河，写故乡，写故人，写故交，写亲情，写友情，写疾病，写死亡，都表达的是真情实感，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他的诗，有的像小说中的意识流段落，有的像随笔中的句子，也不时冒出像“梦里故乡远，病中友人亲”有如旧体诗词的佳句，还写出像《工友》这样脍炙人口的佳作，更有像《堵河等我归去》这样浓郁深沉有如陶潜《归去来辞》的篇什。难能可贵的是，他写这些诗的时候，几乎没想过在纸媒上发表，也未在网络的“论坛”上贴出，就是不打算接受谁的审阅和取舍，不指望公开传播，这就表明他无意投合谁、迎合谁、取悦谁、成全谁，这就保障了它的无功利表达，不受限制的书写，直抒胸臆。不是为文造情，不是矫情，而是真情。老芨的诗，不可能都是好诗，但是真诗。他未戴诗人的桂冠，却具有诗人的气质。他的诗，有些散文化，对于节奏和音韵，没有足够的重视，这也是无所顾忌造成的。就像做爱射精，能去想是否受孕，是男是女吗？所以得到我的原谅。但无论中国诗，还是外国诗，都还是注意诗句的节奏和音韵的，而格律诗则是特别的注意和讲究。他的自由诗，是太自由了，没有戴着镣铐跳舞。

江达是木匠出身，当木匠时，他是个严谨的木匠、精细的木匠，但他不满足中规中矩和如法炮制，而是个有个性的木匠，有创造性的木匠。他当木匠，当然为的是谋生，同时也是在用斧子、刨子、凿子写自己心中的诗，抒发自己的向往，或者理想。木匠当到大匠时，就眼里无弃材，手中无弃材了，管它直木、曲木，疙里疙瘩的木头，都能做成或大或小的实用品，做不成实用品，也要做成工艺品。
　　通读老芨的这些诗，我想到了“大匠无弃材”这句话。在我看来，有的题材是适合写成散文或随笔的，他却让它入诗，并且写成了诗。这靠他的诗人气质，靠他的文学功底，靠他的工夫、硬工夫。文学创作，是个人的独立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写什么和怎样写，应当由自己做主，勿庸别人指使，更不容横加干涉。我最早是从“今日竹山网”上看到别人从他的博客中转贴他的一组诗，才知道老芨又写诗了，为之高兴，向他致意，并说有的适合写散文云云，但他“执迷不悟”，我又何必说三道四呢？由他激情燃烧、自由挥洒吧！直到这次，我才看到他近期的全部诗作，说明他没有内抑制，也没有外抑制，是自然流露。
　　诗是抒情文体，抒情不是“想死你了”“我要一次爱个够”的叫嚣或嘶鸣，必须通过意象来表达。写诗之难，难在意象和意象的叠加，而意象的融合才能营造出意境来，叫化境，化境是灵动的，纯净的，无杂质的。从意象到意境，不能说得太细，引用举国公认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元剧之文章》中两段话，让我辈共同揣摩吧。王国维说：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老芨的这些诗，大多有意象，但营造出意境来的，似乎不多。这是值得我辈共同努力的。

　　唐代诗坛三巨头，李白、杜甫、白居易，我都喜欢，都崇拜，到如今，我是更喜欢白居易了。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而“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的白居易，虽位居老三，但他有超过老大老二的地方。一、他的叙事诗是空前绝后的，如《琵琶行》和《长恨歌》；二、他的文章写得比老大老二好，我编《中文观止》（上溯两千七百年，精选文章三百篇），就选了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养竹记》《庐山草堂记》三篇，而李白只选了一篇《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杜甫只选了《秋叙》一篇；三、他的文学理论建树比李杜高，那篇《与元九书》不是信，而是论文，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其中“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一句就是一部颠簸不破的诗歌总论。至今，仍是弄文学者们的指路明灯。四、他活得自在，死得从容。诗仙李白落拓不覊，颠沛流离，活了六十一岁，是醉死，是病死，是溺死，到现在还弄不清楚；诗圣杜甫穷愁潦倒，“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而老白，却正而八经地活到七十五岁，才寿终正寢，葬于洛阳龙门石窟对面的香山琵琶峰，至今仍供我们瞻仰。五、他有一位好朋友元稹，肝胆相照，终生不渝，给他心灵以慰藉，这是多么难得啊！六、李白、杜甫的作品生前只是辗转相抄，才得以流传，他俩的集子都是后人编的；而白居易晚年，在琵琶峰上将自己的诗文编了又编，将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初名《白氏长庆集》，后名《白氏文集》，收诗文三千八百多篇，请人抄写几部，藏入名寺古刹，自信能流传后世，果然。
　　我和老芨无法与白居易比拟，但有一点是可以向白老先人学习的，那就是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书编好，出好，像他那样死得从容些。
　　老芨与我，都是六十有八的人，不老也不小，身体也不够好，但我们的艺术生命力还在延续，老芨写出这些诗，说明他的艺术生命力还很旺盛。这本诗集，不是结束语，他还能写出什么，未可知也。

　　书稿是书的主体，决定书的质量；前序后跋，只是穿靴戴帽而已。
　　我并不乐于为人做序，自知不是名家、大家，又不好为人师，我的序文也不能为书稿增添光彩，以吸引读者光顾。虽推掉一些，但还是为十多人的书做过序。老芨是老朋友，他要出新书，我愿意在前面写一些话。
　　序既是帽子，但大帽子，是压人的，遮住了脸面，见不得人；高帽子，是给“文革”中批斗对象的待遇，那是侮辱人、糟踏人的。小帽子也不好，顶在头上，戴不进去，就只能一风吹。要他自己戴着合适，别人看着也顺眼，就只能做一顶不大不小不深不浅的帽子才行。
　　跟老芨交往30年了，又是同年生人，退休之后，通过互联网联系密切，知根知底，知人知性，我给老芨戴顶帽子，说他是鄂西北新时期造就的一位文人，是恰当的，合适的。他的书法已挥毫60年了，算得上老书法家了；新时期以来，他以老芨为笔名，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写随笔，写评论，写纪实文字，搞设计，都卓有成效，在鄂西北影响甚大，盘起点来，像他这样全面发展，十八般武艺俱全的，在鄂西北真的不多。
　　老芨生于堵河上游，长于堵河中游，老于堵河下游，不像我这个外来户，他是堵河流域的土著。从他的身世和经历，打个比方，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从贫瘠土壤里长出来的一棵樱桃树，是苦樱桃，野樱桃，有点苦，有点涩，后来又嫁接到甜樱桃树上，味道就好多了。虽长在鄂西北，但他是中国樱桃，不是欧洲樱桃。樱桃成熟期早，有“早春第一果”的美誉，号称“百果第一枝”。这是说他的作品，说他的人品、他的性格，用网络流行语是“纯爷们，铁血真汉子”。他的朋友不少，三教九流都有，而我是个不善交际的人，也与他交上朋友，走到今天，不仅是文友，还是挚友加铮友了。他刚烈、豪爽，大气，肯为朋友两肋插刀，又嫉恶如仇，不苟且，不迁就，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死亡面前也不却步，一直往前走，走到哪里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