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维扬

　　我在竹山工作和生活了近２０年（１９６５年８月至１９８４年６月），经历过许多的事，接触过无数的人，二十多年过去，不少的人和事都淡忘了，却有几个人刻骨铭心，这辈子是忘不了他们啦。
　　１９６５年８月上旬的某一天，我和我的同学吴光明从得胜铺坐代客车（即货车）到达竹山城。那时的汽车站在东门外，只是三间黑不溜秋的小瓦房，连停车场都没有。我进车站屋里去打电话找组织，一番辗转找到文教局，那边说等着，有人来接。等了一会儿，一个人拉着板车来到面前，问是武汉师范学院分配来的学生吗？我们说是，他便把我俩的被窝卷和装书的纸箱子放到板车上，拉起板车叫我们跟他走。上坡的时候，见他吃力，我们便在后面推，一直推到文教局。他身材魁梧，操华北口音，边走边问我们路上的情形，我们问怎么连客车都没有，他说代车客还是最近才开通的哩。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文教局的副局长李静山同志。
　　要过中秋了，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四十一元五，我父亲就来电报，说母亲旧病复发，速寄一百元回家，以到长沙治病。我急得哭了。文教局吴文卿局长马上来安慰我，批给我４０元的困难补助费，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多少年来，一说起五六十代干部作风好时，我首先想到是李静山和吴文卿两位局长。
　　不久，我就被派往城郊区白庙公社小漩大队，参加县委工作队的初步四清试点工作，住在第七生产队芝麻梁上的社员汪朝勤家。我是盛产大米的随县人，一日三餐吃红薯，弄得肚子气鼓气胀。房东大娘常为我改善生活，隔几天烙一次浆包馍吃。我跟她的儿子睡一床，每天清早一起去放牛，空闲偷偷写了篇《老刘和牛》寄出去。冬天了，工作队回县城集训，住在大礼堂前楼底层睡统铺。城郊的邮递员送报纸来，大家都在打扑克，有个人收下报纸，看着看着，忽然叫道：“竹山罗维扬，我们竹山哪有个罗维扬，在湖北日报搞球一大篇！”我声都没做。不久，省委宣传部部长许道琦同志到竹山，看了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的对口词《老刘和牛》，问及作者情况，人家说是才分来的大学生，家庭出身不好。许部长说，出身不好，也可以培养成无产阶级的红笔杆子嘛。于是县委宣传部培养我，要我写戏，可惜我不争气，一两年没憋出个剧本来。在武汉的日子里，一开会讲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我就想起竹山城郊芝麻梁上的汪朝勤一家人来，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１９６９年冬日的一天，在北门坡广场召开四万人的大会批斗我。当时北风呼啸，天寒地冻，２７岁的我，第一次经历这等场面，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实在缺乏心理准备，坐在冷板凳上，浑身筛糠，还得记录批判者的发言。尿胀得没办法，我在本子上写了四个字“我要屙尿”，递给旁边荷枪实弹的军人。不一会儿，有人示意我到后台去。到了后台，只见县长（当时已是革委会副主任）曾云山同志拎来一只马桶递给我，我很绅士地说了声谢谢，便不顾羞耻地掏出家伙朝马桶扫射起来。若干年后，我在熟人面前调侃，说我在竹山享受的待遇比县委书记还高，县长亲自为我提马桶，是否有点恬不知耻呢？
　　１９７０年冬天，县里把我从汪家庙小学叫到一中，住“一打三反”学习班，自知是重点“革命对象”，便引火烧身，写了《向我开炮！！！》的认罪书，但还是得继续接受“深挖细找”。住在一间没有桌子板凳的空教室里，打一圈圈地铺，窗户纸都被北风吹破了，寒气砭人肌骨。批斗我的时候，周围的人都靠墙坐着，用被窝捂着腿脚以取暖，我坐在中间的小马扎上，冻得牙齿磕打作响，仍然得记笔记。主持批斗会的是工宣队队长、县铜矿派来的张师傅（恕我不敬，我听别人背后叫他张豁牙子），他见我冷得实得难以支撑，便把他的大茶缸子递给我，里面满满地装着开水，让我捂在怀里，稍为有点暖意。敬爱的张师傅，您如今还健在吗？
　　１９７３年，我在沧浪高中教书，成天跟学生们一起抬石头砌岸。有一次被召到县文教局，局长蒋跃斌（名字是否有误）找我谈话，把前些年抄家（我那时哪有家啊，顶多只有个住处）时抄走的东西退还给我。他对我说了四条：第一，你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第二，运动中犯了极左的错误，改了就好，既往不咎；第三，你肚子里有文墨，有真本事，还可以为党和人民做很多事情；第四，你是个诚实的人，无论怎样批判斗争你，你都没说假话。蒋局长搞过多年的公安工作，总是一脸严肃，但此时对我说这样一番话，我感到温情，对我是莫大的肯定。我被他的实事求是感动得号啕大哭，啜泣良久，离开时对他深深地连鞠三个躬。
　　那几年，我困顿潦倒如此，这些人并没有办法搭救我，也没有提供什么大不了的帮助，为什么令我如此感动至今难忘呢，无非是他们还把我当人，关心我的基本生存状况，就给我心灵以莫大的慰藉，给了我活下来的勇气。我忘不了关心过我帮助过我的一切人，在心里念叨着他们的种种好处。
    ２００５年９月４日于武昌东湖三观居